第一部 第八章 第八位总政治部主任 陈昌浩（二）

八、回国工作

1951年6月，经中共中央批准，45岁的陈昌浩携妻子格兰娜和幼子陈祖莫回到了阔别已久的中国，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代表党中央亲自到北京站迎接。组织为他安排了轿车、警卫员、勤务员、厨师，陈昌浩一家住在一个特别豪华的招待所翠明庄，跟苏联寒酸的待遇有天壤之别。

陈昌浩当年的老搭档，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徐向前一改往日的低调，破例为老战友陈昌浩大摆家宴，邀请了王树声、周纯全、李先念、王宏坤、傅钟、洪学智、王建安、詹才芳、秦基伟、张震、刘华清、黄火青、张琴秋等几十位在京工作的原红四方面军的老同志前来欢迎分别多年的“老首长”。看着昔日的老战友，陈昌浩既高兴也愧疚，他像一个落魄之人，低着头，弯着腰，与他昔日之部属，如今共和国的将军们、部长们一一拱手，表示歉意。当他和前妻、时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的张琴秋紧紧握手时，非常愧疚，连声说道：“琴秋，是我使你受苦了！我……我对不起你呀！”

回国后，陈昌浩迫不及待找到中央组织部的安子文汇报，希望党组织能早点给他安排工作，并表示无论什么工作都可以，只要能参加报效祖国就行。

接着又向刘少奇、朱德谈思想，表达对党和国家的一片赤诚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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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第八章 第八位总政治部主任 陈昌浩（一）

         

1935年8月至11月陈昌浩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他是人民军队第8位总政治部主任。

一、聪慧少年，投身革命

在武汉汉阳县，有一座在当地最高的山峰名叫九真山，这里终年苍松翠柏，泉溪淙淙，在绿树掩映的山脚下，有一个名叫奓山街长兴村戴家庄的地方，1906年8月陈昌浩出生于戴家庄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又名陈海泉，字子藩，曾用名苍木。陈昌浩父亲陈荣发，字春霆，是汉口商行的一名管理人员，母亲吴蓉，在家操持家务。夫妻一共生育四个孩子，两男两女，陈昌浩是老大，他弟弟名叫陈俊，又名陈昌濬。虽然陈昌浩家中贫穷,但是父母盼望着他今后能够出人头地,改变贫穷的命运,所以从小就把他送到了私塾。陈昌浩天资聪慧，又勤奋好学，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祖国正遭受苦难，他心中燃起了强烈的爱国之心。

1919年，陈昌浩进入武昌私立中华大学附属中学学习。

1926年考入私立武昌中华大学(现华中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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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第七章 第七位总政治部主任（代） 博古（二）

七、参与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

   

  1937 年 6 月，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博古。作为中共代表之一，参加了国共两党的庐山谈 判。9 月初，又抵南京，与国民党代表康泽就“共产党的合法地位”、“陕 甘宁边区政府的组织”等实质问题进行谈判。在原则问题上，博古毫不退让，同康泽激烈争辩，“差不多到了拍桌子的程度”，而在其他一些具体问题上，经请示中共中央，则做了一定的让步，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的斗争方式。经过博古的努 力，反复而艰难的谈判，促使蒋介石同意在 9 月 22 日公开发表《中共中央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第二天又发表《蒋委员长谈话》。实际上承认 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第二次国共合作遂告形成。

八、努力营救革命难友

    

博古在与国民党当局的谈判中，花了很大的精力，努力营救被关在狱中的同志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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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第七章 第七位总政治部主任（代） 博古（一）

 

博古（1907年6月24日—1946年4月8日）

1935年6月博古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他是人民军队第七位总政治部主任。

一、发奋读书，追求进步

1907年6月24日博古出生于浙江杭州一个封建没落家庭，祖籍江苏省无锡市。原名秦邦宪，乳名长林，曾用名则民、上林、伯虎、卜古等。为南宋秦观后人。父亲秦肇煌，母亲朱阿菊 ，弟弟秦邦礼，妹妹秦邦范。博古9岁丧父，性格刚强的母亲以辛勤劳动维持四口之家的生计。博古5岁进秦氏公学读书，7岁进入无锡第一国民初等小学学习，后来又转入省立第三师范附小，博古学习认真，刻苦，喜爱文艺、历史地理和古文，课余读了左传，史记等大量历史书籍，打下坚实的国文基础。

1921年博古高小毕业后，考入苏州第二工业专门学校，在学校，博古接触了向导、中国青年、觉悟等许多进步书刊，他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刊，1923年博古加入爱国团体孤星社和锡社，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提高了革命觉悟，培养了组织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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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第六章 第六位总政治部主任（代） 李富春（二）

六、奋斗在延安抗日根据地

抗日战争时期，李富春同志在陕甘宁边区负责组织和财经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全国抗日战争的八年，李富春同志是在延安度过的。这个时期，他不仅一直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还是党中央财政经济部门的负责人，1941年起又兼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和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主任。面对繁重的任务，他表现出高超的领导水平和工作能力。延安的八年岁月中，他不但以大量精力协助陈云同志主持中央组织部工作，协助任弼时同志处理中央书记处日常事务，在领导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工作方面也作出了突出贡献。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军作战逐步转向敌后战场、国民党实行封锁政策，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根据地的财政经济与军民生活遇到严重困难。党中央号召“自己动手”，开展生产自救运动(即生产运动，后来也称大生产运动)。1939年初，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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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第五章 第五位总政治部主任 顾作霖（二）

七、主持苏区共青团、少先队工作，成绩斐然。

共青团中央任命顾作霖为共青团苏区中央局书记，主持中央苏区青年团工作。苏区处于战争状态，青年工作的神圣使命是发动广大青年在党的领导下，加紧生产，支援前线，动员青年参加红军与敌人作战，粉碎敌人的“围剿”。

         

顾作霖到达中央苏区时，少年先锋队已普遍建立，有了一定的组织基础。当时，党和团的苏区中央局，特别是顾作霖，对于这个直接关系到苏区社会安定和红军兵源的重要力量，都是特别重视的。在顾作霖主持下，中央苏区的少年先锋队建立到乡、村，基层组织队部，队部以下设分队、小队，队长经过队员选举产生，政治训练工作都由共青团支部直接负责。区、县、省都有少年先锋队区、县、省的队部，最高机构为苏区少年先锋队中央总队部。在各级队部都设列宁室、俱乐部等机构，组织队员到识字班、夜校学习文化，还经常利用生产中的休息时间练习射击、刺杀、投手榴弹，每月还有二三次集中的军事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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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第五章 第五位总政治部主任 （代）顾作霖（一）

               

1934年4月至1934年7月顾作霖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他是人民军队第五位总政治部主任。

一、矢志革命，努力奋斗

顾作霖１９０８年１月２９日出生于江苏省嘉定县（今属上海市嘉定区）徐行镇西北顾家泾角的一个殷实农户家里。他念过私塾，在嘉定第一高级小学读书时，就受学校教师传播五四运动爱国反帝思想的熏陶，参加了抵制日货游行，演出抨击当局封建腐败的文明戏《糊涂官》。１９２２年夏，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南京东南大学附属中学，顾作霖的国文老师穆济波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也是编有中学国文教材的名师。顾作霖曾借鉴《醉翁亭记》写有一篇寓梅庵（东大校园六朝松旁之校舍）抒家国兴亡情怀的作文，得到好评。顾作霖在国文教师穆济波处读到《新青年》《向导》等进步刊物，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当时，中国共产党南京支部负责人宛希俨在东南大学附中学生中宣传党的主张，组织名为“合作社”的学生社团，出版《合作社》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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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第四章 第四位总政治部主任（代） 贺昌（三）

八、力荐邓小平出任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

1931年8月在中央苏区反“江西罗明路线”中，时任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的邓小平。受到党内“左”倾领导者的迫害，被打成邓、毛、谢、古“毛派”头子，受到“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并被撤职，妻子也离他而去。邓小平事业和家庭均受重创，陷入他人生的第一落。在邓小平落魄之时，了解邓小平并欣赏他的工作能力的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贺昌，热情地向他伸出援手。贺昌向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力荐邓小平。在王稼祥的大力支持下，邓小平出任总政治部秘书长，不久又担任《红星》报主编，走出了人生第一个低谷。

九、留守中央苏区，壮烈牺牲。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贺昌留在赣南坚持游击战争，任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主力红军走后，国民党军队很快占领了中央苏区。然而，中央分局主要领导项英执迷于主力红军很快就会打回来，重建中央苏区，迟迟不肯转变思想方法、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致使苏区人民和留下打游击的红军陷入越来越艰险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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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第四章 第四位总政治部主任（代)  贺昌（二）

六、红色恋情

1927年4月27日到5月9日，中共五大在武汉举行。贺昌出席了大会并被选为中央委员，期间在武汉总工会举办的周末晚会上，贺昌初次结识了时任中共江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宛希俨的爱人黄慕兰。黄慕兰聪颖美丽、开朗活跃，既善于雄辩又泼辣干练，在当时是一位引人注目的女性。

黄慕兰，湖南浏阳人，1907年7月出生。1919年在长沙周南女校读书时就积极参加“五四”运动。1925年，为脱离包办婚姻家庭，她单身一人出走参加了革命。1926年任国民党武汉市特别市党部妇女部秘书，并与中共早期党的领导人之一宛希俨结为夫妻。同年秋，加入了共青团，11月又由共青团提名加入党组织。在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第二次党代会上，黄慕兰当选为执委兼妇女部长。与此同时，还兼任《民国日报》副刊编辑、妇女协会筹备主任、女子放足委员会主任委员，经常协助国民党左派人士宋庆龄、何香凝开展工作。由于黄慕兰参加领导了武汉三镇20万群众庆祝“三八国际妇女劳动节”游行活动并频频组织各类妇女活动，因此，她在武汉女界红极一时，堪称女中英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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