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第六章 第六位总政治部主任（代） 李富春（一）

 1934年9月李富春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他是人民军队第六任总政治部主任。

一、 赴法勤工俭学，投身革命

1900年5月22日李富春出生于湖南长沙一个贫寒的教师家庭，字任之。父亲:李曙云，母亲:徐瑞莹，贤达知礼、温良谦和。李家有4子1女；李富春是二儿。

李富春青少年时代，他目睹国家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状况，立下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战斗的志向。1919年10月，为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远赴法国勤工俭学。

到法国后，李富春做过钳工和火车司机。他深入研究法国社会问题，向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法国士兵作调查，写下了小说《一个法国兵的忏悔》，深刻揭露帝国主义之间相互厮杀的战争本质。他还发表了《法国哈佛尔施乃德工厂的华工实况》的调查报告。在深入考察法国社会和工人运动的过程中，他如饥似渴地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良方，逐步从信仰工学主义转向信仰马克思主义。1920年8月，他和李维汉等同志一起，将他参与发起建立的勤工俭学励进会改名为工学世界社，确定“以实行社会革命为宗旨”。他积极参加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争取“生存权”、“求学权”的运动和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向法国政府秘密借款的运动等多次政治斗争，逐步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

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部分成员合影，李富春（前排站立右二），蔡畅（站立右一）

 1922年6月，李富春在巴黎参与发起建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担任诺门地方支部书记，并参与编辑少共机关刊物《少年》(1924年改名为《赤光》)。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3年2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正式更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又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同年8月起，李富春同志历任旅欧中国共青团执委会委员、学生运动委员会主任、书记局成员、执委会委员长，努力用马列主义理论武装旅欧团员和青年。根据他的建议，旅欧中国共青团组织利用暑期在巴黎为勤工俭学学生和华工开办了一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习班，他亲自在学习班对《资本论》的一些基本观点进行通俗讲解。在这段时间内，他还连续在《赤光》上发表《世界反动潮中底一线曙光》等文章，宣传报道中国革命的情况，号召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快团结于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之旗下”

1923年春天，李富春和蔡畅结婚，1924年两人的爱女李特特出生。

1923年6月，根据中共三大实行国共合作的决定，李富春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同年11月任国民党旅欧支部执行部宣传科主任，承担起帮助国民党开展海外宣传和发展力量的任务。他曾经发表《国民党的新工作》一文，明确指出，国民党“应毅然抛弃”“联军阀以倒军阀的策略”，而要“普遍地宣传、训练和组织全国工农兵等民众”，以打倒军阀、组织全国革命政府。在李富春等共产党员的大力推动下，国民党旅欧支部的工作有了明显的进步。

二、 留苏深造

1925年1月，李富春同志离开法国到苏联学习，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接受政治军事等方面的系统教育和训练，其间先后任中国共青团旅莫地方执委会委员、组织部主任，中共旅莫地方执委会委员、宣传部主任。留苏期间，他继续关注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

三、 优秀的北伐军二军政治工作者。

1925年8月，从苏联归国的李富春同志到达广州，任中共广东区委军委委员。这时，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刚成立的广州国民政府为统一广东根据地和准备北伐，开始将其统辖下的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李富春同志很快受组织派遣，以国民党党员身份加入国民革命军第二军，任副党代表(实际负党代表责任)兼政治部主任、军法处处长，中将军衔。

1926年北伐军攻克南昌后国民革命军有关政治部成员合影。
前排右一李富春，左二郭沫若，三排左二李一氓，左三林伯渠。

 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是湘军中分化出来的一支部队。是一支组织纪律松弛、战斗力较弱的部队，军阀习气、雇佣军思想严重，存在拉帮结派、欺压士兵等现象。谭延闿、鲁涤平担任二军军长、副军长，下辖四个师，一个炮兵团，一万多人，军、师中都有苏俄顾问。二军官兵以湖南人为主，李富春到二军工作，党组织显然考虑到了他的湖南人的身份。当时谭延闿担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二军由鲁涤平代理军长。

李富春同志到任后，迅速采取有力措施改造旧军队带来的军阀习气和作风，建立健全各级党代表制度，组建军、师两级政治部，在全军形成了从上到下坚强有力的政治工作队伍。并成功地推行了各项工作。

向官兵宣传民主思想，宣传反帝反封建、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革命任务；每天早操时各连队背诵“总理遗嘱”，每三天召开一次党小组会议，每周举行总理纪念周活动，军官在会上要训话；宣传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号召全体官兵为之奋斗；开展官兵平等、军民团结、遵守纪律的宣传教育活动，严格禁止任何打骂、侮辱士兵的行为；经常性表彰官兵中的模范事迹，批评违规乱纪行为；实行经济民主和公开，成立军需委员会，不克扣兵饷。李富春还特别重视下层统战工作，要求各级政工人员经常性地深入士兵，并做好下级军官的启蒙教育工作，争取他们成为革命力量。通过一系列改革和探索，二军内部的官兵关系以及与老百姓的关系都得到了改善，官兵积极配合政工干部的工作，整个部队的面貌焕然一新，出现了“士兵拒受地方商人犒赏大洋，官佐垫资为士兵购买毯衣”等感人事迹。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第二军踏上北伐征途，李富春同志更加重视政治工作的开展。部队在进军途中和大战前夕，总是及时进行动员、部署。他自己更是身先士卒，亲赴前线宣传鼓动。第二军在北伐路上多遇北洋军阀精锐之师，从新余之役、南昌之战、杭州会战到最后参加攻克南京，始终气势如虹，付出了巨大牺牲，却从无畏惧，屡建战功。回顾第二军的光荣征战历程，李富春同志领导的政治工作无疑提供了根本保证。此外，更具有长远影响的是，李富春同志等一批共产党人这个时期的军队工作实践，为后来我们党创建人民军队和独立开展武装斗争，提供了宝贵经验，做了重要准备。正如朱德同志曾经指出的：“大革命时代，许多进行军事运动的同志，当时中央军委的负责人周恩来、聂荣臻、李富春等同志，以及党所举办的秘密军事训练班的同志，对我军的创建是有功劳的。没有他们所进行的军事运动，就不能有独立团，就不能有南昌、秋收、广州、湘南等起义。”

四、 派兵收复永新，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立打下了基础

1926年夏北伐军二军进入江西战场前夕，中共中央指定李富春担任中共江西区委委员和军委书记。北伐军攻克南昌后，中共中央又任命李富春为中共江西区执行委员会书记（即省委书记）。这期间李富春一面组织部队总结战斗经验，加强政治训练；一面建立和发展中共各级党组织，建设地方革命政权，并参与整顿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根据北伐前制订的战略部署，二军北伐行军中要经过湖南、江西两省交界处的罗霄山脉。当时地处罗霄山脉中段的永新地区的共产党组织尚在创建之中。1926年2月，中共中央召开特别会议，要求各地党组织积极开展工农运动，支持革命军北伐。6月13日，中共江西地委和共青团南昌地委召开党、团联席会议，决定将党、团员派回原籍，就地组织群众配合和支援北伐战争。江西永新籍的共产党员欧阳洛（烈士，曾任湖北省委书记）、刘真（烈士，曾任支部委员，县委书记）、刘作述(烈士，曾任支部副书记，永新红军大队党代表等职)、王怀等人受党组织的派遣相继回到永新开展革命活动。他们回到永新后，于1926年7月底成立了永新县第一个共产党组织，由欧阳洛担任书记，党组织很快发展到20余人。贺敏学（江西永新籍，曾任永新县委书记，县赤卫队大队长，红四军32团党代表，解放后曾任福建省副省长）、贺子珍、贺怡（贺子珍妹妹）、贺忠良、刘元国、张荣锦、朱昌偕等人在这个时候加入党组织，成为当地的革命骨干。随着北伐先锋部队向江西境内挺进的形势，中共永新支部讨论了配合北伐军的问题，决定由欧阳洛、刘真、刘作述等人赴湖南茶陵，与北伐军建立联系，以得到北伐军和党组织的支持，派兵进军永新；刘伯藩、张荣锦、刘作述、贺曙光、曾静池等人发动永新的东乡、南乡、西乡、北乡及城区的群众配合北伐部队。

欧阳洛等人赶到茶陵后，立即与二军的党组织接洽。由于欧阳洛等人是中共江西区委委派回乡工作的，李富春当时是中共江西区委委员和军委书记，所以双方很顺利地接上了头。欧阳洛等人见到二军副党代表李富春、第六师师长戴岳，详细汇报了永新的革命形势，并希望取得北伐军的支持。听取了欧阳洛的汇报后，在李富春的力主之下，二军临时调整具体作战部署，决定在保证原作战计划的同时，派第六师副师长朱耀华率领一个团进军攻占永新，消灭当地军阀陈修爵（广东阳江籍，北洋政府陆军中将，孙传芳第二军副司令官），推翻北洋政府在当地的政权，支持永新地区的革命运动。9月上旬，永新守敌陈修爵部慑于二军的声威，不战自退；当地县长见大势已去，仓皇逃跑。乘此机会，中共永新支部的党员迅速组织平民夜校的学员一举攻占了县民防局，收缴了他们的枪支，建立了纠察队。9月中旬，在永新同志的配合下朱耀华率部兵不血刃，收复了永新县。不久在李富春领导下，二军政治工作人员帮助成立了国民党永新县、区党部，其中欧阳洛任副书记兼临时行政委员长，贺敏学任青年部部长，贺子珍、贺怡分别任妇女部部长、副部长。

此后，永新地区的农民运动迅速高涨起来。10月永新县总工会成立，并很快发展成为包括缝纫、理发等行业的工会，拥有会员三百多人。至1927年3月在全县十三个区，一百三十七个乡先后成立了农民协会，会员有三万余人。农民协会提出了“一切权力归农会”的主张。“人人生来都是一样平等，都可以当家作主”理念第一次广泛深入到底层老百姓的心里。北伐沿线的人民群众焕发起冲天的革命热情，农民斗争极大地动摇了中国封建制度统治的根基。

但不久“四。一二”蒋介石背叛革命，大革命失败了。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实行的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屈服。7月18日，江西永新、宁冈、莲花、安福四县的共产党响应第五次党代表大会和中共“八七”会议的号召，组织农民发起了永新暴动并取得胜利。暴动队伍随后成立了以贺敏学为主席的永新县革命委员会，和以王新亚、袁文才、贺敏学、王佐为领导的赣西农民自卫军。此后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反攻，这些革命者被迫先后上了井冈山，在那里站住了脚，从此创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雏形。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失利后，在带领保留下来的一千人左右的队伍撤往湘南途中，听说了井冈山的情况，经过调查研究后，即决定的改上井冈山。毛泽东确立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除了地势险要，敌人反动势力薄弱，还因为在这个地区革命基础较好，大革命时期各县曾建立过党的组织和农民协会，并有袁文才、王左领导的地方农民武装在这里坚持斗争。”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的“八一”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队伍和湘南起义的农军，上井冈山与毛泽东的队伍会师。12月彭德怀、腾代远率领平江起义的队伍也上了井冈山。正如贺敏学回忆说：“没有莲花、宁冈、永新县的基础，毛主席来了井冈山也可能站不住脚的。” 因此可以说是李富春在北伐的过程中，支持了永新地方共产党组织的要求，促成国民革命二军派兵收复永新，帮助永新的革命力量和革命政权发展做大。这些永新的中共党组织和革命者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为后来毛泽东等人率领的各路起义部队上井冈山打下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从此开始了 “井冈山的斗争”，井冈山成为中国革命的摇篮。

五、出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

大革命失败后，李富春同志先后在上海、香港等地坚持地下斗争。1931年进入中央苏区，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1934年9月下旬，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出发前夕，因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同志负伤未愈，总政治部代理主任顾作霖病逝，中央决定李富春同志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主持总政治部工作。李富春同志紧急赴任，投入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中。10月9日，红军总政治部颁发《关于巩固部队，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加强政治军事训练及群众工作的指令》，对部队政治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出发后，李富春同志领导红军总政治部，又根据面临的新任务和变化的新环境，注重提高针对性，发挥创造性，开展了有效的政治工作，对巩固部队、保持战斗力起到了重要作用。他特别强调，做好政治工作，要坚持党的领导作用和政治工作人员的模范作用。他自己在这方面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漫漫长征路上，红军政治机关广泛进行文告宣传，在做好部队政治工作的同时，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和少数民族工作，使长征充分发挥了“宣传队”和“播种机”的作用。李富春同志和红军总政治部的出色工作，受到毛泽东同志的表扬。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不久，李富春同志改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后又调任红三军团政委等职务，直至随党中央、中央红军到达陕北。

长征途中李富春同志参加了党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多次重要会议。在遵义会议上，他严厉批判“左”倾军事错误，为实际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俄界会议上，他严斥张国焘企图分裂党的严重错误，支持党中央继续北上的战略方针。作为红军政治工作的高级领导干部，李富春同志为长征的胜利和艰难岁月中红军的政治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