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第七章 第七位总政治部主任（代） 博古（二）

七、参与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

   

  1937 年 6 月，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博古。作为中共代表之一，参加了国共两党的庐山谈 判。9 月初，又抵南京，与国民党代表康泽就“共产党的合法地位”、“陕 甘宁边区政府的组织”等实质问题进行谈判。在原则问题上，博古毫不退让，同康泽激烈争辩，“差不多到了拍桌子的程度”，而在其他一些具体问题上，经请示中共中央，则做了一定的让步，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的斗争方式。经过博古的努 力，反复而艰难的谈判，促使蒋介石同意在 9 月 22 日公开发表《中共中央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第二天又发表《蒋委员长谈话》。实际上承认 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第二次国共合作遂告形成。

八、努力营救革命难友

    

博古在与国民党当局的谈判中，花了很大的精力，努力营救被关在狱中的同志们。当时在南 京有中央军人监狱、老虎桥监狱和 首都反省院，这3座监狱关押了大批的共产党员。为营救政治犯，博古等多次同国民党进行谈判交涉，反复申明中共释放一切政治犯的要求。经过周恩来、博古等人的努力，先后从南京、上海、苏 州、杭州等地监狱将王根英、夏之栩、熊天荆、黄文杰、张琴秋、张越 霞、陶铸、曹瑛、钱瑛、刘顺元、李世农、张恺帆、桂蓬等1000多名政治 犯营救接应出来。 

为了让这些出狱的同志尽快 投入工作，博古让熟悉监狱情况的 黄文杰、刘顺元牵头，成立营救组，负责营救、接应、安置和审查工作。 经过严格的政审，这些同志中的一 部分被输送到延安，一部分被分配 到南方各地，成为恢复和重建党组 织的领导骨干

九、协助组建新四军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从 1937年2月到9月，国共双方代表在 西安、杭州、庐山、南京等地就两党关系、工农红军的改编和陕甘宁边区政权等问题先后进行了6次谈判。由于蒋介石顽固地拒绝承认中共南方游击武装的合法地位。 1937年7月17日，中共代表团采取蒋不让步，则不再与其谈判的方针，周恩来、博古遂离开庐山到南京、上海等地。在上海，周恩来遇到北伐名将叶挺，考虑到叶挺或许是蒋介石能够接受的领导南方红军游击队的合适人选，就同叶挺商量，提出由他“整编游击队”的初步设想。叶挺对此建议欣然应允。1937年9 月28日，蒋介石在事先没有同中共 中央正式谈判并征得同意的情况 下，便正式通报： “任命叶挺为新编新四军军长”。针对南方红军游击队的集中改编和叶挺出任军长等问题，中央明确指示： “在一切问题解决而实行将内地若干的游击队集中之时，该集中部队领导、指挥及其作战，国民党不得干涉，不得插入任何人”，  叶挺于11月3日抵达延安，表示愿在中共的领导下进行工作。11 月6日，毛泽东致电博古，向他通报了中共中央同叶挺商谈的结果： “决定新四军隶属八路军， 编两师四旅八团，拟项英副军长，陈毅政治主任，周子昆参谋长。 军部暂驻武汉，南昌、福州设办事处。 ”

随着国民党内战政策的暂时转变，在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 的南方红军游击队中，开始产生非常危险的右倾情绪。1937年7月，何鸣领导的闽粤边红军游击队因右倾麻痹，丧失警惕，被国民党第一 五七师师长黄涛诱骗，集中开进漳浦县城，结果被全部缴械。同年9 月，湘鄂赣边红军在谈判中接受了国民党派去的副司令员、副官主任、军需主任。

博古亲笔致信项英、陈毅。在信中，博古针对南方 各边区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特别以何鸣部队因集中进城被粤军欺 骗缴械为例子，给项英、陈毅交代党中央指出的“最低限度”之3点指示：“一、不允许国民党派人到队伍中来，队伍可以变番号为保安独立大队，或其他各名义，只受地方最高机关之节制，保持军队之独立性及我们的绝对领导； 二、要求与国军同等待遇， 极力求得物质、军队与经济之补充接济；三、各地队伍不集中， 不脱离根据地。”博古派与项英相识的交通员顾玉良以八路军南京办事处上尉副官的身份随身携带，急送项英，并转告项英，请他按中央精神安排好工作后，立即来南京面谈。 10月20日，项英随顾玉良到达南京，受到博古和叶剑英的热情接 待。博古向项英传达了党中央关于 南方红军改编新四军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使项英对国内外形势和中央指示精神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12月28日，毛泽东批准了关于新四军编为4个支队和干部配备的具体方案。何应钦亦于1938年 1月初正式核定有关新四军的编制、薪饷及干部配备问题。不久，又批准了项英、张云逸、周子昆、袁国平、邓子恢等人担任副军长、正副参谋长、正副政治部主任的委任令。 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从武汉移至南昌三眼井。4月4日军部离开 南昌，4月5日进至皖南歙县岩寺， 直接指挥新四军在大江南北的抗日斗争。 在新四军筹建过程中，博古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十、恢复与重建南方党组织

1938年，博古任中共中央长江局组织部部长和南方局组织部部长。

为了尽快恢复和重建中共南 方党组织，。10月21日，博古致电张闻天汇报说：“现已建立江苏、湖北两省委，浙、粤、闽已派人去。 南 京已建立市委，现拟建立皖、赣两省 工作， 请富春注意准备南方各省干部。 许多从国民党监狱营救出来的同志，经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和武汉长江局组织部分配到南方各地， 大都成为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和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重要骨干。

十一、创办新华社和解放日报

1941 年5月，党中央决定让博古任新华社社长、中央出版局局长，负责筹备创办《解放日报》。当时的陕 甘宁边区的物质条件极为困难。房子、设备，一无所有。博古与筹备组的同志一道四处奔波。最后，将报社社址确定在延安清凉山。此时的博古 仍住在杨家岭，来回好几里，风雨无阻，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在他和同 志们的共同努力下，仅用了一个多月时间《解放日报》便在延安创刊。

博古自早年投身革命以来，更多的时间是从事党的宣传工作。1937 年被 任命为《新中华》报社的社长。1941 年 2 月，担任《解放》月刊的编委。 1941 年 5 月，被任命为《解放日报》社的社长。他在长期的党的新闻工作 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从写作、编辑到排版印刷，都很精通。常常是集写作、编辑、排版于一身。他热爱党的新闻工作。他常对身边的人 说：“我将终身从事于革命的新闻事业，我们吃革命新闻饭，就是这样 的”。而且，为了这终身事业，他整天劳作，通宵伏案耕耘。有时疾病在 身，也倔强地拒绝休息。博古对《解放日报》进行了大刀阔斧 的改革。他从多方入手，贯彻执行党的办报方针、政策。他带头深入实 际，每天坚持到报社各个具体部门进行调查研究，认真审阅重要文章， 尤其注意报纸的社论。凡是空洞无实的社论都坚决不发。在斯大林格勒 战役的关键时刻，他几乎每天都去新闻台掌握第一手材料，并加以归纳 整理。毛泽东写的《红军的伟大胜利》的社论，所用的材料都是博古提供 的。像美国总统罗斯福逝世，苏联对日宣战等重要英文电讯，都是博古 第一个见到电文，并及时抄送给党中央毛主席。他亲自守在电台边等待 各方面有关动态性的电讯。及时分析、研究，及时在报纸上刊出与读者 见面。博古常下基层，他说，要以小学生的态度，虚心请教的精神去接近 群众，丢掉旧新闻记者的架子。浮光掠影，走马看花的作风要丢掉，只有 深刻地了解事物，才能浅出把它反映出来。 博古知识渊博，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新闻工作理论都 有深入的研究。这使他能够站在一定的理论高度上，去审视，总结所发 生的事件。 改版后的《解放日报》，无论在编辑、排版、记者的思想作风方面都 发生了很大改变。“到群众中去，到实际中去”成为报社响亮的口号。博古撰写社论《党与党报》，首次提出党报是“党的喉舌”。毛 泽东赞扬了《解放日报》的历史性进步。

1945年，博古在中共七大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

十二、后世纪念

1946年2月，博古以中共代表身份赴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和宪法草案审议委员会会议。1946年4月8日，博古由重庆返延安汇报工作，因飞机失事在山西兴县遇难。终年39岁。

1、秦邦宪故居

秦邦宪（博古）故居位于无锡，建于清光绪末年。整组建筑占地面积2300平方米，建筑面积1500平方米，建筑群布局完整、青砖黛瓦、庭院抱厦、马头墙矗立,为一组典型的四进江南民宅。是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

第七章 参考文献

[1]吴葆朴、李志英  博古传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7年6月 

[2]博古 中国军网  2021-11-15

[3]博古怎么当上党的惟一“总负责”？  2020-3-20

[4]博古与新华社  2023-7-18

[5]秦邦宪故居  2023-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