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第二位空军司令 吴法宪（六）
十一、担任空军司令
1965年经刘亚楼生前推荐，林彪提议，毛泽东主席签署军委命令，吴法宪任空军司令员。
1965年毛远新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以后，根据汪东兴的意见，实际上是毛泽东的意见，吴法宪把毛远新安排在空军一个新组建的地空导弹部队当了干部。
1965年吴法宪到苏州的太仓县参加四清运动。天天参加劳动，同农民们一起收稻子、摘棉花。期间吴法宪参与处理南京军区空八师的一架轰—5型飞机飞行员李显斌驾机叛逃台湾事件。1965年十二月十八日吴法宪根据叶群的要求和材料，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言批判罗瑞卿。1966年在叶群一再催促下，吴法宪和余立金三月十二日在北京军委扩大会议上发言，揭发批判罗瑞卿。
1966年5月吴法宪与当时负责基地试验的空军副司令员成钧一起到西北基地，在张爱萍的统一领导下，共同主持第一次氢弹试验。五月九日，氢弹空投任务顺利完成，整个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
1966年六月六日上午八点，应多数常委的要求，吴法宪在空军东交民巷招待所礼堂主持召开了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在刘少奇、林彪、叶剑英等的支持下，吴法宪余立金挫败了部分常委篡夺空军领导权的企图。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至十二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吴法宪列席了会议的闭幕式。
1966年8月8日吴法宪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上午派专机去大连，把林彪和叶群接回北京，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
1966年八月九日，林彪把吴法宪找了去，要了解一下空军全会的情况。当吴法宪讲到成钧他们四个人曾经到了贺龙那里，向贺龙汇报空军全会的一些情况和贺龙的表态时，林彪说：“这件事，你要他们写一个材料，然后送给我。”回到空军，吴法宪就找到成钧他们四个人，要他们实事求是地把这些情况写出来。然后，吴法宪和余立金，将这些材料送给了林彪。他们还附了一封短信。信的大意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现送上成钧、黄立清、傅传作、廖冠贤四人所写的材料，请阅。现在看来，空军党委十一次全会之所以形成这样，是因为有两条线操纵着。一条是以林副主席为首的一条红线，贯穿着空军党委十一次全会的始终；另一条是以贺龙元帅为首的黑线，在控制着这次会议。”材料是林彪要的，成钧等四个人写的，但信中“两条线”的提法是吴法宪和余立金加上去的。吴法宪这样对贺龙元帅无限上纲，是非常错误的。
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吴法宪参加了中央工作会议。
1966年8月18日到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最后一次为止，毛泽东一共接见了八次红卫兵，总共接见的红卫兵人数大约在一千一百万人左右。吴法宪全部参加了毛泽东这八次对红卫兵的接见。
一九六六年冬到一九六七年初吴法宪受到冲击。北京的空军机关，把空军闹得乌烟瘴气。当时进驻空军大院的军队院校学员，就大约有三千多人，住在空军其它机构的学员还没有计算在内。这些造反派一冲进大院，就将所有的办公室、礼堂、饭厅统统占领，使空军领导机关陷入瘫痪状态。造反派最主要的矛头就是对着吴法宪，想揪出吴法宪这个“空军最大的走资派”。他们还在吴家门口前面的马路上，写了好几米见方一个字的大标语，“打倒吴法宪”造反派们弄了几部汽车，对吴法宪进行跟踪侦察。随时准备抓人。吴法宪整天一边东躲西藏地躲避学生和造反派，一边指挥部队。时间一长，拖得吴法宪精疲力竭。没有办法正常工作。最后叶剑英指示军委办公厅把吴法宪安顿在卫戍区守卫的京西宾馆。一九六七年一月中旬一天下午民航大楼外的造反派突然冲进了民航机关的办公大楼，占据了办公室。总局领导立即打电话向吴法宪告急，吴法宪马上把这一情况报告了叶剑英。叶帅要吴法宪向林彪请示。当天晚上，叶剑英在征得林彪同意以后，通知北京卫戍区派出两个连的兵力，把冲进民航大楼里的造反派全部赶了出来，
接着，在一月二十六日，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布了《关于民用航空系统由军队军管的命令》吴法宪指挥空军派出代表马上进驻了民航总局机关。从而保证了国际、国内航班的正常、安全飞行。
一九六七年初毛泽东和空军文工团员刘素媛说，“吴法宪可以炮轰、火烧，但是不要打倒。”，吴法宪按照江青的要求，写了检查。接着吴法宪又在空军大院连续作了三次检讨，每次参加批斗大会的空军院校的师生，都在两千人左右。这三次批斗大会，他们都让吴法宪一直站着，不准坐下。三次检讨作完，总算是让吴法宪过了关。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旬，经请示毛泽东同意，中央军委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了一次军委扩大会议。吴法宪参加了这次会议。
一九六七年初应叶群的要求，吴法宪安排林立果进空军工作。另外
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彭真、刘伯承、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杨成武、许世友、韩先楚、汪东兴、杨德中等许多人的子女和亲属，都先后来到了空军，空军云集了许多中央和军队领导人子弟。
1967年吴法宪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七日周恩来林彪提议，经毛主席批准，由吴法宪、邱会作和张秀川三人组成中央军委临时看守小组，由吴法宪任组长。临时看守小组的任务是，接受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交代的任务，负责处理军委的日常工作。从此以后，吴法宪便参加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九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宣布撤销了看守小组，另外成立以杨成武为组长的军委办事组。吴法宪被任命为办事组的副组长，办事组的成员还有叶群、李作鹏、邱会作。
1968年三月二十三日，吴法宪奉命安排飞机，将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接到北京，接任总参谋长。晚上吴法宪协助杨德中逮捕了空军政委余立金。
吴法宪在一九六八年十月八届十二中全会华北小组会上批判了分到这一组的朱德委员长，他说：“朱老总，你当了一辈了的总司令，实际上指挥打仗的是毛主席，真正的总司令是毛主席。毛主席是红司令。听说你在井冈山的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要把毛主席赶下台，你把这些情况说一说，也可以教育我们嘛！”，吴法宪还批判了李先念副总理。他说：“你认为‘文化大革命’没有保护老干部，就好像只有你要保护老干部，而毛主席不知道保护老干部似的。”
1969年，吴法宪参加党的九大，是中共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王关戚事件后，1968年初汪东兴让吴法宪派飞机把戚本禹的两个孩子送到格尔木机场去。交代给格尔木机场的一个负责人，要他负责收养这两个孩子。
一九六八年春，中央文革碰头会决定，派吴法宪到上海，处理与江青30年代材料事宜。吴法宪到了上海，把周恩来等签署的授权书交给张春桥要他具体办理。一周后吴法宪把带回来的材料全部交给了周恩来。对这些材料，周恩来不拆封，更不看，只是贴上了封条就全部交给了江青本人。
一九六九年十月叶群以林彪名义向吴法宪提出，要给林立果安排作战方面的工作，吴法宪考虑到，当时毛远新已任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李纳也已担任《解放军报》的副总编辑。就提议并经空军党委研究决定，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付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不久，吴法宪在与林立果等人谈话时说：“今后你可以放手工作了，凡是有关空军建设、科研技术、航空工业，你就可以直接向林副主席汇报，你在空军可以调动一切，可以指挥一切。”
十二、指挥空战，战果斐然
吴法宪担任空军司令员以后，非常重视祖国领空的保卫，即便在在“文化大革命”前期，空军领导机关受到造反派严重冲击，吴法宪受到批判，追踪的困难情况下，吴法宪仍指挥空军进行了多次国土防空作战，击落、击伤敌机多架。其中有：一九六六年四月在雷州半岛击落A—3B攻击机一架；五月在云南马关击伤RB—66型侦察机一架；九月在广西东兴、友谊关击伤F—105型战斗机两架。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台湾国民党空军的五架飞机，当时估计是美制F—104型战斗机，为了侦察，沿福建海上飞行，有进入大陆的迹象。接到报告，吴法宪立即赶到空军指挥所，命令华东地区空军部队的雷达全部开机，严密监视敌情。同时，命令福建军区空军、广州军区空军指挥所，以及台湾国民党军飞机可能进入地区的飞行和高炮部队，进入一级战斗准备。果然，敌机在福建晋江以东海面突然改变航向，直飞大陆。得知这一情况，吴法宪立即命令航空兵XX师起飞X批X架迎敌，并命令其它部队作好拦截准备，防止敌机跑掉。结果，我飞行员果断地进行对头拦截，一下子就击落了一架敌机，立了大功。不久，部队找到了被击落敌机的残骸，证实这是一架美制F—104G型战斗机。
这次战斗的胜利是来之不易的。在当时那种全国一片混乱，空军领导机关被造反派长期围困、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空军机关和部队的全体同志，坚守工作岗位，保持高度的战备状态，高度协调一致，各个渠道畅通，才保证了这次战斗任务的胜利完成。
一九六七年吴法宪指挥空军部队四月在广西板兴击落敌F—4B战斗机两架；五月在广西峒中击落敌F—4B战斗机两架；八月在广西隘店击落敌A—6A攻击机两架（这三次在广西的战斗，后来被称为“三战三捷”）；九月在浙江嘉兴击落敌U—2侦察机一架。此外，吴法宪还指挥空军部队击落美国无人驾驶飞机9架。据统计，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一年的几年里，吴法宪指挥一共击落、击伤进入大陆的敌机二十余架，而我们仅损失一架飞机。可谓战果辉煌。
十三、打了上将一个耳光。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武汉市发生了一场反对和揪斗“中央代表团”成员王力、谢富治的事情。当时在武汉的毛泽东主席，也因安全问题，由吴法宪安排飞机离开武汉赴上海。这一事件的发生，震惊了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七月二十三日，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向全国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的三军联合行动，进行武装游行，声讨武汉的“七二O事件”。同时，会议又决定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武汉军区发一份电报，要陈再道、钟汉华等十五人到北京来开会。七月二十四日凌晨三点，陈再道、钟汉华一行来到北京。一下飞机，中央就派车把他们直接送到了京西宾馆。造反派包围了京西宾馆，在周围遍地插上红旗，把宾馆围了个水泄不通。中央文革又组织了驻京部队部分干部、战士，分乘几十辆大汽车，围着京西宾馆一边绕圈一边喊口号，向陈再道、钟汉华等人示威。七月二十五日上午，中央文革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召开了三十万人的大会，欢迎中央代表团胜利返回北京。七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表了《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信中说：“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这封信认为，“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利用了“百万雄师”的一些“受蒙蔽的群众”，“公然反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抗中央军委的正确指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反对中央、反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竟然采用法西斯的野蛮手段，围攻、绑架、殴打中央代表”，这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造成的严重政治事件”，“受到了全国人民的严正谴责。”
同日，中共中央正式下达文件，撤销了陈再道、钟汉华的职务，任命曾思玉为武汉军区司令员，刘丰为武汉军区第一政委。接下来，就是召开批斗陈再道等人的会议。会议的地点是在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到会的主要是驻京各部队的负责人。批斗会议由周恩来、叶剑英和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成员轮流主持，但是叶剑英始终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会议的前一天，周恩来带领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召开了一个预备会议。他在这个会上要求，大家不要心软，要狠狠地揭发批判。周恩来讲完话，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人也相继讲了几句。在这些人的讲话中，数江青的调子最高，她说：“这是一个反革命事件”。陈伯达也说：“这不是一个一般的会议，而是一场保卫毛主席的斗争。”正式会议的第一天，中央文革在会议开始后便派车去接王力。不久，王力由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陪同，坐在轮椅上被推到了会场。刚一进门，周恩来和中央文革成员马上起立带头鼓掌欢迎，其气氛同欢迎毛泽东差不太多。那一天，来参加会议的中央文革成员全都换穿了军装。接着，周恩来让大家开始批判陈再道和钟汉华。大家都是你一言、我一语，没有一个人系统地发言。陈再道和钟汉华则站在那里，一言不发。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坐在主席台上，看着大家乱轰一气，也是有点无可奈何。中间稍事休息以后，江青和杨成武组织了一帮秘书来到会场。这些秘书一个个手持《毛主席语录》，冲到陈再道、钟汉华面前示威，责问他们为什么要赶走毛泽东，为什么要搞“七二O事件”。在责问过程中，就有人对陈、钟二人推推搡搡，并打了陈再道。到了下午再开会时，会议的气氛就更凶了。吴法宪冲到了陈再道的面前，训斥他说：“你弄来那么多的群众，占领了机场，结果总理的飞机不能降落，要是出了事故，你我都得掉脑袋，你知道吗？”吴法宪越说越气，就打了陈再道一个耳光。会议休息的时候，周恩来责怪吴法宪说：“你怎么打人哪！再说我当时也没有危险哪！因为你所说的问题涉及到我，我就要批评你。”吴法宪就对周恩来说：“打人是不对的，总理你就批评吧。”在第二天的会议上，周恩来公开批评吴法宪打人是不对的。吴法宪当场表示承认错误，接受周恩来的批评。吴法宪还要在这之前一直站着的陈再道坐下来听取批评，以表示自己对陈再道的一种歉意。不久，毛泽东从上海给林彪、周恩来转来了一封信。：现在形势好了，军队要转过来支持造反派。军区“支左”犯了“路线错误”的领导同志，只要检讨承认错误，不再坚持错误，就可以重新革命，包括陈再道同志在内。这最后一句话是最重要的。有了毛泽东的这个指示，批判会开完以后，陈再道、钟汉华等就基本过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