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第九章 第九位总政治部主任 任弼时（二）

五、在中央苏区

1931年2月13日任弼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常委、组织部长、副书记。1934年4月任弼时作为中央代表团负责人和王稼祥顾作霖一道由上海赴中央苏区。任弼时在中央苏区工作两年间，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勇挑重担，奋发工作，任劳任怨、扎实肯干，被称为党的“骆驼”。

1、提议毛泽东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

任弼时率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苏区时，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尚在上海，由项英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了解，任弼时认为，时任苏区代理书记的项英领导能力不足。同时认为毛泽东有“有独特见解，有才干”，因此提议“以毛代项” 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中共中央同意了任弼时的提议，决定由毛泽东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的代理书记，并确认中央局的人员由七人组成，分别是周恩来、项英、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邓发、朱德。中央代表团和苏区中央局就在组织上统一了，为后来开展工作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2、支持毛泽东关于反围剿斗争的正确主张。

1931年4月任弼时率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苏区时，恰逢国民党纠集20万大军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反革命“围剿”。面对于六倍于己的敌人，苏区中央局与总前委内部对战略方针展开了激烈争论。项英等人，认为敌人力量过于强大，主张放弃中央苏区，考虑转移。毛泽东、朱德等在认真分析敌军的情况下，坚决反对转移和“分兵退敌”，主张采取诱敌深入，寻机歼敌，从而克敌制胜、扩大根据地。会议对战略方针发生了争论，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对争论也“未置可否”，但是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扩大范围，吸收全军军长、政委及参谋长共同商讨。经过争论，大多数人支持毛泽东、朱德的正确主张。因此，中共中央代表团同意毛泽东、朱德的正确主张，苏区中央局作出诱敌深入、持久作战、在苏区内消灭敌人的决定。在面临着急剧变化的战争形势，任弼时作为中央代表团的负责人审时度势，认真倾听不同的意见，体现了作为一名中央领导人实事求是的办事风格。毛泽东后来说，在这场争论中，如果没有任弼时和代表团“赞助我们，信任我们——我和总司令，那是相当困难的”。

在粉碎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反革命围剿中，任弼时也支持了毛泽东、朱德等的正确方针。红军取得了第二、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

3、支持毛泽东的苏区土改政策

在中央苏区工作期间，作为中央代表团和苏区中央局的重要领导人，任弼时支持了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实行的土地政策。在中央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任弼时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坚决的执行土地革命，来争取群众”的政策，并认为以毛泽东为首的红四军前委执行中共六大的正确路线，贡献了解决土地问题的“许多宝贵的经验”。1931年7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派欧阳钦向中共中央汇报中央局成立以来的工作。8 月底至9月20日中共中央相继发出三份指示，在给苏区中央局并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发出的长信中指责中共苏区中央局“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在土地政策方面犯了最严重的错误，即“对消灭地主阶级与抑制富农政策持动摇态度”，没有执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使土地革命的成果为富农所攫去”。对于此指责，任弼时虽然接受中央关于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是“非阶级路线”的批评，但在10月底给中央的复信中仍然认为四中全会未能在思想上揭发立三路线的思想根源，故以后不久的“左”的路线的产生仍易为接受。但是在个别问题上，在实际的执行中未能在各方面完全地贯彻， 例如土地分配问题，“以人口为标准分配土地，已取得广大群众拥护，执行结果并不损害中农、贫农的利益”。

4、负责筹备中共苏区党代会和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1931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要召开中共苏区党代会和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并筹建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第一次反“围剿”斗争胜利后，苏区的面积不断扩大，为筹建苏维埃共和国提供了条件。为此，中央政治局决定派以任弼时为主要负责人的中央代表团赶赴苏区，除了进一步加强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工作之外，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筹备两会的召开。但是，在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的过程中苏区中央局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军事，对地方工作根本无暇顾及。在中村大捷后，任弼时和中共苏区中央局才离开部队，将中央局机关的地点固定在永丰县的龙冈。稍稍安定之后，任弼时立即着手召开苏区党代会和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首先以苏区中央局的名义发布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言，指出：红军两次反“围剿”胜利后，召集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为革命目前最迫切的需要，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于八月一日召集大会。但是，因为选举代表需要较长时间，再加上各苏区之间交通十分不便，因此中革军委又通知大会延迟至十一月七日举行。

　　1931年7月，国民党的第三次“围剿”又接踵而来，苏区中央局多数人均在前方，留守后方的只有任弼时、王稼祥和项英三人。王稼祥主要负责苏区中央局党报《战斗》，项英负责军委工作，因此两会的筹备工作主要落在了任弼时的身上。任弼时在党报《战斗》第二期发表《努力进行全苏大会选举活动》文章，要求党的支部全体动员，深入宣传，热烈拥护苏大，参加选举运动，鼓励选民批评政府过去的工作，建立真正的工农民主制，整顿和强固组织，并使选举运动和准备第三次反“围剿”战争、扩大红军及分配土地等工作联系进行。［1］P170 8月，他又在苏区中央局组织部出版的《党的建设》上发表《怎样完成区委的改造》一文，要求召开各区的代表大会改造组织，加强区委对支部及工会、政府、各群众组织的领导，并要求各级党组织要把召开两会列为当前的中心任务，八月份内完成选举和区委改造的工作。同时，任弼时以苏区中央局的名义积极为大会组织起草文件。他主要负责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工作，为宪法的制定和修改付出了艰辛劳动，同时还兼任提案审查委员会的委员， 负责审查代表的提案。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之后，离召开苏区党代会和全苏大会的日子不远了，任弼时、毛泽东等将主要精力投入到筹备两个大会的重要任务上来。在十月和十一月，临时中央向苏区中央局编发了七次专电，就党代大会决议的基调、临时政府人员安排等作出了具体指示，要求中央局根据来电的“指示原则进行工作，成立决议案，交中央批准”。 按照中央局分工，由任弼时起草《党的建设决议案》。

　　1931年11月1日至5日，中共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叶坪村召开，会议检查总结了过去的工作，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党的建设、红军问题、苏区工会和青年团工作等决议案。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举行，任弼时当选为执行委员。在战斗频繁、交通困难和物资困难的条件下，任弼时为两会的召开付出了大量心血，显示了其高度的组织才能，被代表们誉为“布尔什维克组织家”。

5、负责中共苏区中央局作好战争动员和后勤保障工作，为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奠定基础

任弼时担任苏区中央局常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期间，正是中央苏区集中反对国民党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围剿”斗争时期。前方的战斗异常激烈，后方的中心工作是扩大红军，筹集战费，抽调干部开辟新区的工作，以及优待红军战士家属等工作。任弼时虽然没有亲自到前线参与指挥战斗，但是他将这些工作看作与前方军事工作同样重要。他认为，“军事上的进攻无疑是残酷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但是并不是进攻路线的全部，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实行劳动法，健全苏维埃的工作，巩固和加强党的组织和工会等革命群众团体，都是组织和发动群众参加战争的基本工作”［1］P205。这表明他在苏区中央局工作期间，注意到了后方的工作不应当仅仅局限于扩军参战，而是应当将党的建设、动员宣传、扩大土地革命、发展农业经济和动员广大农民参军参战等方面联系在一起。

　　首先，要改造和加强党支部的组织与工作。任弼时指出，中央苏区党的工作有很大的转变和进步，主要表现是党员数量增加，在扩大红军、推销公债，完成各项战勤工作中领导和动员工作增强；但是，支部生活尚不健全，列宁主义教育缺乏，反倾向斗争还极不深入，在中央苏区中国共产党还不能广泛地组织、动员、武装和领导群众来参加当前的战争，“支部是党的基本组织，是党与群众的连环”。因此，必须要对支部和地方党部进行全面改造和加强。支部的改造要顺应环境的变化，在中央苏区的战争环境下，支部的改造就是要适应战斗环境的条件与需要，详细规定党支部的基本任务、组织分工；建立集体领导和巡视员制度；提高党员的积极性，建立支部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同时，任弼时提出可以在一个区建立一两个中心支部和模范支部作为榜样，来推动全部支部的改进。

　　其次，在政府工作方面，任弼时强调要建立真正的代表会议制度，要使选民数量具有广泛性。要积极建立各种委员会，吸引代表到各个委员会去工作，这样就可以使选出的代表与群众发生密切联系，可以使委员会很好地集中群众的意见。省县区各级政府要确立集体领导的工作原则，多吸引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参加到各支部工作。在群众组织方面，任弼时提出要注意党组织在工会、贫农团、政府、地方武装、青年团、妇女组织、反帝拥苏同盟等革命组织中的领导与推动作用。

6、反对肃反扩大化，保护张爱萍

 1931年8月，执行王明“左”倾错误的中共临时中央迁到中央苏区后，进一步推行其“左”倾错误政策，以“否定过去，打倒一切”的手法，在党内大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任弼时坚持实事求是，从不推波助澜，因而保护了许多干部。

   当时在万（安）泰（和）边境地区负责青年工作的张爱萍，被一名所谓“AB团”分子供认为“AB团”总部负责人。有位领导决意要逮捕张爱萍，把口供“材料”送给了任弼时。任弼时不相信这一口供，因为他熟悉张爱萍的历史。张爱萍在上海做过秘密工作，曾几次被捕，以后又到红军工作，负过伤，后来又负责青年工作等，这不是一个“AB团”分子所能做到的。因此，他提出对于这样重大案件，不应只凭口供，应该从他此一时期的工作检查中来找根据。他要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宣传部长兼共青团苏维埃区域中央局书记顾作霖去万泰地区进行调查。经过详细的调查了解，结果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张爱萍幸免于难。

7、宁都会议上错批毛泽东。

      

为了贯彻执行临时中央的"左"倾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解决苏区中央局前后方成员间日益激化的分歧，讨论和确定第四次反"围剿"的应敌方针，1932年10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小源村召开全体会议（史称宁都会议）。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样、顾作霖、邓发、任弼时、项英等出席了会议。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因在前线部署军事，前半场会议由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任弼时主持。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等人在会议上错误地指责毛泽东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消极怠工"，是"纯粹防御路线"，并且把在历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也指责为"以准备为中心"，"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同时，把毛泽东抵制"左"倾错误的正确意见，斥责为"不尊重党的领导"，组织观念不强等。

任弼时参与了对毛泽东的错误批评和指责，还赞同要毛泽东离开红军指挥岗位的错误主张。

宁都会议最后实际剥夺了毛泽东对中央红军的指挥权，致使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归于失败，中央苏区沦陷，中国革命遭受惨重损失。

  

任弼时在苏区中央局任职两年期间，他在思想上也经历了一个转变的过程。，任弼时逐步感到中共临时中央提出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危害性，认为把进攻路线单纯看成是军事上的进攻，是必须纠正的“错误解释”。任弼时历经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工作后，最终认识到毛泽东的军事路线及其主要政策都是正确的。因而，任弼时因执行左倾路线不彻底被博古等人认为“不合手”，1933年5月被调离了中共苏区中央局，调任中共湘赣省委书记。

六、长征路上建殊勋

1934年7月2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中革军委指令红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8月7日，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代表、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弼时，与军团长萧克、军团政委王震率领红六军团9700人撤出湘赣根据地，开始西征，

          

为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探路”，成为红军长征的序幕之一；在中央红军长征最艰难的时刻，任弼时和贺龙等一道，率领红二、六军团浴血奋战，调动和牵制了大量敌人，有力地策应和配合了中央红军的长征；他和贺龙等领导红二、红六军团及后来的红二方面军长途远征，最终在陕甘地区实现了三支主力红军的胜利会师。尽管历尽艰险，红二方面军却保存了基本的力量。到达陕北保安后，毛泽东在与红二、红四方面军部分领导人会晤时称赞说：“出贵州、过乌江，我们一方面军付出了大代价，二、六军团讨了巧，就没有吃亏。你们出发一万人，走过来还是一万人，没有蚀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一个大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任弼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6年7月2日，红二、红六军团（随后合编为红二方面军）同红四方面军会师于川康边的甘孜。任弼时同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展开了坚决的，灵活的斗争。

会师以后，任弼时从张国焘那里要来了电报密码本，和在陕北的党中央直接取得了联系。当张国焘指责红一、红三军团北上“是毛泽东等人的疑忌太多”时，任弼时严正指出：红四方面军中一些人的“反对呼声加强了这种疑忌”！

　任弼时坚决抵制了张国焘压制、分化、吞并红二方面军的企图。张国焘想通过召开两个方面军党的会议或干部联席会议，以多数压少数，通过决议拥护他。对此，任弼时坚决反对道“如果二、四方面军态度尖锐，我不负责任”。张国焘才吓得再不提召集联席会议。

任弼时还分别与红四方面军的徐向前、陈昌浩、傅钟等领导人反复交谈，殚精竭虑致力于维护党和红军的坚强团结。1936年7月下旬，红四、红二方面军先后走出草地，集结在包座、巴西、救济寺（求吉寺）一带。7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西北局，这是遏制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活动的一个重大举措，是从组织方面加强党中央领导的有效措施。西北局负责领导红二、红四方面军及西北地区党的工作，由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委员包括朱德、贺龙、关向应、徐向前、陈昌浩等。在川北和甘南期间，西北局几次召开会议，任弼时多次发表意见，既抵制、应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又努力争取、团结张国焘一起北上。针对张国焘害怕同党中央会合的心结，任弼时和朱德等非常诚恳地劝他不要怕和党中央见面，错了认错，做自我批评，回到列宁主义路线上，不再搞派别活动，这样就不会抹杀自己的功绩和光荣。在任弼时和红二、四方面军多数同志的努力下，张国焘被迫同意红四方面军北上，促成了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从此，中国工农红军在组织上有了统一的领导，继续在胜利的道路上前进。

七、出任总政治部主任

        

抗战爆发后，任弼时任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1937年10月16日任弼时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19日与朱德、彭德怀联名致电中央建议恢复政治委员及政治机关原有制度。1937年12月中旬任弼时会见美国海军情报官埃文斯·卡尔逊，介绍八路军的政治工作情况。

1938年1月任弼时撰写《山西抗战的回忆》、《怎样渡过抗战困难时期》两文，总结山西抗战经验，宣传持久抗战理论，提出渡过困难时期的办法。

任弼时长期担任人民军队政治工作领导职务，在中国革命斗争的峥嵘岁月中，坚持开展卓有成效的军队政治工作，并摸索总结出完整的经验，取得辉煌的成绩，为我军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