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第三章 第三位总政治部主任 王稼祥（三）

十、排除阻力，大胆起用邓小平

1933年5月，邓小平因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被左倾路线打成江西苏区“毛派邓、毛、谢、古小团体头子,”被撤销江西省委宣传部长，受到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发配到乐安县南村区去当巡视员，不久又叫他等待重新分配工作，坐了冷板凳。这就是邓小平政治生涯“三起三落”里的第一落。时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贺昌熟悉邓小平，认可邓小平的工作能力，他向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推荐邓小平。王稼祥了解了邓小平的情况，认为邓小平是个可用之才，赋闲是个浪费。就向中央建议,安排邓小平到总政治部任秘书长。但当时临时中央组织部负责人罗迈认为，邓小平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代理人，犯了严重错误，又不肯做检查，他的工作安排要慎重，还是考验一段时间再说吧。而王稼祥认为，邓小平的一些观点是符合苏区实际的，并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上面有人对邓小平有偏见。

在中央一直未予明确答复情况下，病中的王稼祥叫通讯员唐继章给临时中央总负责博古打电话，电话接通后，王稼祥挣扎着从病床上下来，接过话筒说“博古同志吗？我是稼祥。我上次向中央提议，调邓小平同志来总政治部工作，现在中央考虑的怎么样了？现在我负伤有病，杨尚昆去三军团了，总政治部已经空了，如果你不同意调邓小平来，那你就来兼任这个总政治部主任吧，我不干了”。在王稼祥的极力坚持下，邓小平被任命为红军总政治部代理秘书长，不久又任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报主编。

十一、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一票”

1933年4月27日，在江西乐安县谷岗村的红一方面军总部遭到敌人5架飞机的空袭，正在主持全军青年工作会议的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不幸腹部中弹，肠子被炸穿了。由于当时医疗条件有限，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王稼祥忍受剧痛接受了8个多小时的手术，他的顽强意志比刮骨疗毒的关公还强。但因医疗条件有限，最终还是没有取出弹片，只能采取保守治疗。

因此，长征开始时，王稼祥就是腹部插着管子躺在担架上出发的。而那时的毛泽东因大病初愈，身体非常虚弱，行路困难，长征出发时也躺在了担架上，这两名伤病员因此被安排在中央纵队一起同行。他们一路走一路谈，晚上一起宿营，这使王稼祥更加深入地了解了毛泽东。他被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深刻而独到的见解、对当前红军面临严峻局势的精辟分析所深深折服，他感到中国革命的胜利离不开毛泽东这样雄才大略、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人。那时，同在中央纵队的王稼祥好友、留苏同班同学、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洛甫（张闻天）也常来参加他们的谈话和讨论，对毛泽东的许多观点和主张也颇为赞成。在长征途中，三个人的心逐渐靠拢。

当时在长征中，红军在洋顾问李德和根本不懂军事的博古的指挥下伤亡惨重。特别是湘江之战，红军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伤亡损失，由长征出发时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元气大伤。渡过湘江之后，红军疲于应付、士气低落，部队到处充满了对李德、博古的不满情绪。担架上的王稼祥更是忧心忡忡、焦急万分。尤其是在通道会议、黎平会议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在被大多数人接受的情况下，仍被李德、博古蛮横地拒绝，使得王稼祥意识到党和红军必须改弦更张，更换领导。

一天，

躺在担架上的王稼祥，顾不上伤口化脓疼痛。他扭头对旁边同样眉头紧皱的毛泽东，小声却十分坚定地说：“这样下去不行，要把李德、博古他们轰下台。”毛泽东思考了片刻，有些忧虑：“能行吗？我们人少啊！”

毛泽东的话不无道理，在这场关系到党和红军命运的政治斗争中，一定要准备充分，不能打无把握之仗啊！

王稼祥闭上双眼，开始思谋着先找哪些人“活动活动”…。考虑周全后，王稼祥不顾伤痛，开始“活动”。他首先和洛甫直截了当地说：“应该把博古、李德轰下台，改由毛泽东来领导，你看行不行？”

洛甫表示赞成：“红军离不开毛泽东，让他来领导红军是理所应当的。”王稼祥说：“好，那就到遵义城开一个会，总结一下党的军事路线。”洛甫同意王稼祥的提议，并主动表示，由他去和中央总负责博古去谈。

然后，王稼祥又找到周恩来，委婉地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周副主席， 前面快到遵义了，我们是不是在那里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重点研究一下军事问题？”周恩来听到这番话，明白了王稼祥的意图。他也很清楚，现在的“三人团”无论在理论修养、策略水平、领导能力和军事指挥上都难以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因此，他毫不犹豫地说：“上次政治局已经定了要开这个会，不能改变，我看在遵义开这个会很好。”

至此，王稼祥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只要是周恩来和洛甫答应开这个会，遵义会议就一定能开成。之后，王稼祥又利用各种机会找聂荣臻、彭德怀、刘伯承等人谈话，并取得了他们的支持。

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后，王稼祥和毛泽东、洛甫商量在即将召开的遵义会议上作一个批评第五次反“围剿”军事方面错误的报告，报告由毛泽东起草，洛甫来宣读。

1月15日，遵义会议召开了。先由博古作主报告，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情况进行总结。他在报告中说，党中央在政治军事上的领导是正确的，军事上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敌人力量过于强大，还把失败的部分原因甩锅给主持政府工作的毛泽东。接下来，由周恩来作副报告，即关于军事工作的总结。报告中，周恩来不仅检讨了“三人团”在指挥上的重大失误，还主动承担了自己的责任。

正当博古准备让大家讨论以上两个报告时，洛甫大声说：“我讲点意见。”说完，从口袋里掏出事先准备好的报告：“听了博古同志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报告和周恩来同志的副报告之后，我们认为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一石激起千层浪，尽管大家有心理准备，但洛甫的开场白还是使许多人吃了一惊，特别是博古、李德显得十分紧张。接着，洛甫尖锐地批评了李德、博古在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战略战术的错误和机会主义错误等。

这个“反报告”真可谓一鸣惊人，震惊了大家，也让博古和李德如坐针毡。博古宣布暂时休会。

下午会议刚刚开始，毛泽东第一个开始发言。他从理论到实践，从国情到军情，从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到中国内战的政治军事策略……时而引经据典，时而娓娓道来，时而诙谐幽默，时而严肃认真。毛泽东的发言花去了近两个小时，许多人被毛泽东的发言深深吸引，只有博古、李德等几个人的脸色越来越难看，越来越沮丧、尴尬。

毛泽东的发言结束。会议一片沉寂，至此已经有四个人作了长篇发言，但都只是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出于各自不同的心理，他们谁也没有触及最高权力的问题，谁也没有提出将来由谁担任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人的问题。

王稼祥在听完毛泽东的发言后，更加坚定了他支持毛泽东的决心。他忍住伤口的剧痛，毫不犹豫地从躺椅上站了起来。除了批判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和军事理论上的错误外，王稼祥还首先提出今后由谁来指挥红军这个敏感问题。这正是他这一票的关键所在。他直截了当地讲了三条意见：

第一，完全赞同毛泽东的发言；

第二，取消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解散“三人团”。

第三，红军应由毛泽东这样富有实际经验的人来指挥，毛泽东应成为常委。

继王稼祥之后，洛甫、朱德、刘伯承、陈云、彭德怀、聂荣臻、周恩来等纷纷发言支持毛泽东，李德、博古、凯丰等孤立了。最后会议做出了几项决议，其中就含有王稼祥的建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

在遵义会议之后不久召开的苟坝会议上，组成了新的“三人团”——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而实际上毛泽东掌握了最高军事指挥权。从此以后，党和红军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终于转危为安，中国革命开始走向胜利。

王稼祥是从左倾路线转变到正确路线方面来的第一人；提议召开遵义会议的第一人；在毛泽东发言后支持毛泽东指挥红军的第一人。这三个“第一”决定了遵义会议上王稼祥这一票的分量。后来，毛泽东多次高度评价王稼祥，“他是在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没有他不行，他投了关键的一票”。

十二、准确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力促毛泽东为中共领袖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当时纳粹德国却严重地威胁着苏联西部国土的安全，苏德两国随时都有爆发战争的可能，而日本驻在中国东北的百万关东军又在中苏边境蠢蠢欲动，虎视眈眈。如果希特勒从西面进攻，日本再从东面配合，苏联将东西两面受敌，而只要中国坚持抗战，就能遏制日本从东面攻击苏联。为此，1937年8月31日，苏联政府和国民政府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在军事上支持蒋介石，希望中国能在东面拖住、抗击日本，避免苏联两面作战。

在共产国际和苏联看来，要在东面拖住、抗击日本，必须依靠国民党政府的几百万正规军，而不是中共领导的那几万的人民武装。因此，苏联和共产国际认为，中国共产党应竭力促成在国民党政府基础上的全国的团结统一，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和“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自然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所提出的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原则，就让斯大林很不满意。斯大林决定派时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的王明回国。

在斯大林看来，只有王明才能“帮助中共中央”贯彻共产国际的上述“新政策”。说是“帮助”，实是监督，以不让中共的“独立自主”太离了谱。

行前，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特意会见了王明。斯大林说：“不要害怕共产党会淹没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共产党人应该积极参加到民族解放斗争中去”，“现在主要的是打日本，过去的这些东西现在不要谈”。

季米特洛夫直截了当说，由于共产党力量弱小，所以在统一战线中，不要刺激国民党，提出谁占优势、谁领导谁的问题，不要过分强调独立自主。

1937年11月14日，王明偕妻子孟庆树和康生、陈云、曾山等乘坐苏联军用飞机经迪化（即乌鲁木齐）、兰州，于29日飞抵延安。

回延安不到一个月，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即十二月会议）上，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专题报告。王明口口声声说，他传达的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王明言语中的咄咄逼人之势，给与会的政治局委员们造成一种捧着尚方宝剑在传达“圣旨”的感觉。王明振振有词地说：“有同志对统一战线不了解，是要破坏统一战线的。”“我们要维护统一指挥。八路军也要受蒋统一指挥。我们不怕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经济，不过注意不要受到无谓的牺牲。红军的改编不仅名义改变，而且内容也变了”。“要使人家一到特区，便感觉特区是中华民国的组成部分。”

他还指责党的独立自主原则，批评中央洛川会议所确定的方针和政策。

认为国民党是抗战的领导者，否认共产党在抗战中的领导作用；否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把自己的行动限于国民党蒋介石所允许的范围内；反对放手发动和武装群众，轻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和人民军队以及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作用，幻想依靠国民党军队求得速胜。按照王明的观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无疑要交给国民党。

由于王明的特殊身份，在一开始他就声明他的报告所传达的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这就使不少与会者产生盲目的信赖，一时不能明辨是非，使得王明在会议上占了上风。

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为顾全中央的团结统一，没有立即对王明提出批评。三月政治局会议决定，派遣任弼时前往莫斯科，会同在莫斯科养病的王稼祥向共产国际说明中国抗战和国共两党关系的情况，以使共产国际更多的了解中国的实际和中共现行的政策，争取共产国际的支持。

1933年4月，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身负重伤，1937年6月，由于伤情严重，被送往莫斯科治疗。11月，王明回国时，王稼祥接替王明，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年轻时留学苏联5年，被称为“红色教授”型的人物，他很熟悉苏共和共产国际的情况。任弼时到达莫斯科后，王稼祥和任弼时一道向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详细而又具体地说明中国抗日战争的发展过程和国共两党的关系，以及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全面持久战的方针和策略。4月14日，王稼祥和任弼时向共产国际提交《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大纲。5月17日，王稼祥又和任弼时一同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由任弼时对报告大纲作了口头说明和补充。

当时共产国际许多代表以至领导人，由于过去深受王明的影响，不了解或不甚了解中国革命的形势和中共的抗战政策。经过王稼祥、任弼时努力地做工作，各国的代表终于扭转了以往的认识，了解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实践中探索出的成功经验，尤其是消除了共产国际领导人和斯大林对中共中央的很多误解和成见，使他们正确认识了中国的实际情况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承认并同意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季米特洛夫这时也称颂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在当时条件下团结中国人民的一切力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最好”的办法；赞扬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共产国际最好的支部之一”。

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经过认真讨论后，通过《关于中共代表团报告的决议案》和《共产国际主席团的决定》。这两个文件都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这就有利于在中共党内较快地克服王明的右倾错误。

1938年7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准备起程回国，其在共产国际的职务由任弼时接任。季米特洛夫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约请王稼祥和任弼时谈话，郑重地指出：应该告诉全党，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其他人如王明，就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

共产国际还拨出30万美元托付王稼祥转交中共中央。

1938年8月，王稼祥带着共产国际的新指示历经被土匪抢劫和车祸等诸多危险和艰难回到了延安，王稼祥回到延安后，出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军委总政治部主任，负责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王稼祥及时向毛泽东等中央主要领导同志汇报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定》和季米特洛夫的临行谈话精神，毛泽东等同志认为，共产国际的指示为反对王明右倾路线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9月8日，《新华日报》全文刊载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定》中译文。

为了总结全国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党在抗战新阶段的基本方针和任务，中共中央开始筹备六届六中全会。

9月14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首先由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核心解决统一领导问题，中央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

季米特洛夫的话在中央政治局成员中产生了很大震动。李维汉回忆说：“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所说的‘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问题，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的话在会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从此以后，我们党就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

毛泽东在会上两次发言，强调党内团结，并论述统一战线中统一与斗争的关系。他特别指出：共产国际的指示是这次政治局会议成功的保证，同时又是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指导原则。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天主堂召开。到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17人，中央各部门和地方负责人38人。毛泽东、王稼祥、王明、周恩来、朱德、康生、彭德怀、博古、刘少奇、陈云、项英、张闻天等被选为全会主席团成员。王稼祥兼任全会秘书长。

         

王稼祥向代表们传达了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精神，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这是会议的中心议题。张闻天、周恩来、王明、朱德、项英、刘少奇等同志也分别向会议报告各方面和各地区的工作情况。

会议再次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独立自主地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批评了党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存在的关门主义和投降主义两种错误偏向，尤其是着重批判了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强调正确的统战方针应该是既统一又独立。全会重申，抗战时期党要把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坚持独立自主地放手扩大人民抗日武装，以主要力量在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而此时，中国的抗战也已进入到了相持阶段。倘若以上这些问题未能得以彻底解决，中国共产党是很难担当起领导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重任。

毛泽东作会议总结，着重讲了统一战线问题及战争和战略问题。

会议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线，基本上克服了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进一步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统一了全党的步调，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为党领导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最后，由王稼祥致闭幕词。

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王稼祥忠实地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托洛夫的意见，对成功地开好六中全会，对维护和巩固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做出历史性的贡献。

毛泽东在回忆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历史时曾说：“大家学习党史，学习路线，知道中国党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一次是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1938年的六中全会。”“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