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政治部主任 第一部 第三章 第三位总政治部主任 王稼祥（二）

六、支持毛泽东反第二次围剿的战略方针

中央代表团王稼祥一行到达中央苏区时，正是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结束，1931年2月,蒋介石派其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组织二十万大军，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大规模“围剿”之际。4月上旬，中央代表团参加了在宁都青塘召开的苏区中央局会议，传达了六届四中全会精神。

会议在如何应对国民党气势汹汹的第二次反围剿这个问题上，毛 泽 东与项英等中央局领导发生重大分歧，项英等人认为敌我力量过于悬殊，红军应分兵转移到苏区外伺机打游击，俗称“削萝卜”，毛泽东认为，红军取得第一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士气高昂，根据地群众拥护红军，可采取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由于中共中央三月来信对第二次反围剿有“遇必要时可抛弃旧的与组织新的苏维埃区域”的指示。 中央局大多数成员倾向于分兵退敌，而毛泽东则坚持诱敌深入，择机歼之的意见。双方僵持不下。王稼祥在会后，主动和毛泽东等人交谈，深入了解情况.

4月18日召开的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上，在认真听取包括各军团长、政委等一线指挥员在内的同志发言后，王稼祥仔细分析后认为，项英等人和自己一样，不懂军事，而毛泽东是中央红军，中央苏区的主要缔造者，战争经验丰富，又指挥红军刚取得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而且大多数身经百战的一线指挥员都支持毛泽东的主张，毛泽东的意见应该靠谱。他在会议上发言，支持了毛泽东的意见。最后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朱德关于第二次反围剿的作战方针。红军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

多年后，毛泽东对此回忆道“四中全会后，中央派了一个代表团到中央苏区。代表团有三个人，任弼时同志 、 王稼祥同志 、 顾作霖同志， 第一次反“围 剿 ”结束后，他们就来了。王 稼 祥同志参加了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围 剿”的战争。在当时，我们感觉到，如果没有代表团，特别是任弼时 、王稼祥同志赞助我们，反对削萝卜的主张就不会那么顺利。所谓削萝卜，就是主张不打，开步走，走到一个什么地方，遇见一个小萝卜，就削它一下。那时我们主张跟敌人打，钻到敌人中间去，寻找敌人的弱点，打击敌人。主张削萝卜的人反对我们，说我们的办法是“钻牛角”。当时如果没有代表团，特别是王稼祥同志赞助我们，信任我们——我和总司令，那是相当困难的”

毛泽东的上述讲话表明，当时王稼祥的支持对毛泽东、朱德等的第二次反围剿作战方针的通过，起到了重要作用。

七、出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

1931年5月，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苏区中央局委员王稼祥，接替毛泽东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1931年11月25日王稼祥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革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从那时起到1945年，除几次因出国治病和临时调整而短暂离职外，王稼祥担任人民军队总政治部主任长达12年。成为我军重要领导人之一。

王稼祥担任总政治部主任期间，不仅虚心向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高层领导同志学习、请教，而且注重向军队一线军事将领和政工干部如彭德怀、林彪、罗荣桓、谭震林、周以栗等讨教，还很注意向基层干部、战士学习、请教。努力学会做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他借鉴苏联红军政治工作的基本制度和基本方法，并和中国人民军队实际相结合，起草了许多政治工作文件，努力探索适合人民军队的新型政治工作制度和方法。

王稼祥主持红军政治工作，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花费了大量心血，他为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八、宁都起义的重要指导者

1931年12月4日，，驻扎在江西宁都的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举行起义。宁都起义之所以获得成功有这样大的、全面的胜利，是同王稼祥同志的精心指导分不开的。

第二十六路军原是冯玉祥西北军部队。早在大革命中，共产党人刘伯坚、邓小平等曾在这支部队工作过，打下了党的工作基础。七十二旅旅部参谋刘振亚就是一位秘密的共产党员，经党中央指定为该路军中共特支书记。1930年国民党中原大战结束后，冯玉祥战败下野，第二十六路军在接受非常苛刻的条件一被蒋介石改编，任命孙连仲为总指挥，赵博生为总参谋长，共有个师，下辖个旅，其中第七十二旅和七十四旅是主力。1931年1月，蒋介石出于消除异己、调虎离山的险恶用心，命令第二十六路军离开北方赴江西“剿共，，。部队到达江西后，不适应南方气候，疾病流行，减员日增，官兵厌战情绪急剧增长。加之该军过去曾参加过北伐，并有党的基础，故这支部队充满了错综复杂的矛盾。

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惨败，该军第二十七师一个旅被歼。自这次战役后，士兵受了很大震动，知道唯有苏维埃才能解除劳苦群众的痛苦，唯有红军才是革命的武装。以前官长们的欺骗全都不信了，整班及零星开小差投奔红军的陆续不断。这就为党策动第二十六路军起义，提供了有利条件。

根据第二十本路军的历史和现状，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策动第二十六路军起义，使其脱离反动阵营，加人到革命的队伍中来。1931年3月，在中央军委工作的朱瑞、李富春同志，同正在上海兵运策略训练班学习的袁汉澄、王超、李肃三位同志谈话，派他们到第二十六路军中去做兵运工作。袁汉澄到中央苏区，找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刘伯坚同志接头。袁汉橙来到瑞金后，先后受到了朱德和王稼祥的接见。王稼祥向袁汉澄耐心地询问了二十六路军的情况。听完汇报后，他详细分析了二十六路军官兵之间的矛盾、派系之间的矛盾、二十六路军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以及二十六路军内支持共产党的势力与反对共产党的势力之间的矛盾。王稼祥同志分析了这些矛盾，特别指出，二十六路军存在着直接革命的形势，即蒋介石统治不下去、广大士兵和下级军官都不愿受蒋介石的压迫、原先安于现状的中间阶层也发生了有利于革命的动摇。第二天，由朱德主持，中革军委召开专门会议，讨论研究二十六路军的起义间题。在会上，王稼祥进一步分析了暴动的有利条件。首先，1931年11月苏区成立了中华苏维埃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法令。如打土豪、分田地，官兵平等，婚姻自由，红军优待俘虏等政策，对二十六路军官兵影响很大。同时在苏区还有“士兵不打士兵”、“穷人不打穷人”的口号，差不多当兵的都知道。这个口号对二十六路军士兵影响很大。其次，地理条件有利。在地图上看，当时宁都城周围三、四十里外都是红色区域，宁都成为红区中的一个白点。只有一条后方联络线，即广昌经过抚州到南昌的唯一交通线，其他都在红军包围之中。对大规模的起义来说，地理条件很重要，队伍离苏区很近，半天或一天就可到达，便于红军的援助，行动比较保险，这是很有利的条件。王稼祥的分析十分透彻，极富说服力，既理论又实际。会议随即研究了起义的具体方案，决定派王稼祥、刘伯坚、左权携带电台到彭湃县苏维埃政府，负责联络和相机处理有关起义的重大问题。

会后，王稼祥和刘伯坚特地带袁汉澄去见毛泽东。毛泽东问袁汉澄暴动有无把握，有多大把握。听完袁的回答后，毛泽东说全部暴动的条件是存在的，这全靠我们党过细的组织工作，万一不能全部暴动，局部暴动也好，也是给敌人一个很大的打击，在敌人的心脏上捅上一刀也是好的。听了毛泽东的讲话，搞兵运的同志十分高兴，精神为之振奋。

袁汉澄离开之前，王稼祥、叶剑英又与他作了深谈，讲了共产党人应该怎样对待革命斗争中的各种情况，特别是如何处理不利情况，使袁汉澄对即将开始的行动，有了进一步的思想准备，坚定了必胜的信心。袁临行前，王稼祥拿出元银洋叫袁带上，袁不肯要，王稼祥亲切地对他说“同志，这不是我给你的，这是党给你的费用。这与资产阶级要钱不一样，他们是贪污腐化，吃喝缥赌我们的钱是给你起义用的，万一失败了，亦可以作应急之用。”叶剑英还给了他一张红军地图，上面标明了暴动后行军路线和驻地分布情况。袁汉澄把地图捆在腰里，当夜告别了苏区，带着党的嘱托和同志们的深情赶往宁都。

到宁都后，袁汉澄向二十六路军特支书记刘振亚汇报了到红军总司令部的情况，介绍了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当时人们对苏联的信仰是至高无上的，因此对王稼祥同志也是很敬仰很尊重的。

赵博生把暴动后改编为红十六军的意见告诉了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季嫌番号小，借口南昌行营运来的棉衣、炯款已到广昌，为了等到这批棉衣和炯款，要求把暴动日期由13日晚改到14日晚。为了坚定七十四旅起义的决心，大家商议从七十四旅抽派卢寿椿、从七十三旅抽派郭如岳为代表，与袁汉澄一同去向中革军委反映和协商。这时王稼祥和刘伯坚、左权等同志为了就近掌握情况并接应、指挥起义，已经带着电台到了彭湃县苏维埃所在地宁都固厚区。为确保起义的胜利，中革军委派红四军开赴宁都东北公里的会同地区，监视和牵制驻在广昌县的蒋介石嫡系部队。袁等星夜赶到固厚，王稼祥、刘伯坚等听完汇报后，经研究，批准将起义时间推迟到12月14日，也同意起义后的部队改编为红军第五军团，下辖三个军，由毛泽东、朱德共同签署委任状，委任季振同任红五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任红五军团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任红五军团的参谋长兼第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任第十五军军长。袁等得到此指示，立即返回宁都，向刘振亚等汇报了第二次指示。接着，“特支”根据中革军委的指示召开了暴动的行动会议，决定了具体的部署。经过精心组织周密安排，12月14日深夜，震惊全国的宁都起义取得成功。月日晨，宁都城上空飘扬着镰刀铁锤的红旗，起义部队在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率领下，高呼“打倒国民党”“打倒蒋介石和一切军阀”“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中华苏维埃’等革命口号，出宁都县城开赴中央苏区，受到沿途群众敲锣打鼓夹道欢迎。老百姓设立了许多茶水站，拿出最好的米粮来招待。起义部队于当天到达彭湃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固厚时，王稼祥、刘伯坚、左权等中革军委领导同志已在那里迎接。他们代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宣读了将二十六路军起义部队万余人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的命令，宣读了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签发的红五军团委任状。随后，在王稼祥主持下，由刘伯坚在月日起草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成立宣言》以第五军团上述领导人暨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的名义发表。中革军委于月日在瑞金召开庆祝第五军团成立并欢迎季总指挥的群众大会。这次大会盛况空前，到会军民有两万多人，王稼祥和中央苏区其他领导人都到会讲了话。宁都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蒋的反动势力，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日的热情，壮大了红军队伍，对巩固和发展中央苏区，增强苏区军民革命胜利的信心有重要作用。宁都起义的胜利，不仅使红军增添了有生力量，更在全国举起了反对蒋介石反共政策的义旗，其政治影响远远超过了它的军事意义。这次成功的起义和红五军团的诞生，摒弃了“要兵不要官”的左倾兵运政策，采取了上层下层工作相结合、发动中坚、联合多数、孤立少数、打击奸顽、争取全军起义的正确方针和策略，为党的兵运工作创造了成功经验。为此，朱德、王稼祥就宁都起义于年月日联名发表告全国士兵书》，以革命的声音表白和呼唤“苏维埃的旗帜，红遍了江西，红军的伟、大胜利，推醒了全国的兵士，现在宁都的两万兵士们，又投到红军中去了他们从此脱离了国民党的地狱，作了苏维埃革命的红色战士。”号召全国被压迫的兵士兄弟们哗变到红军中去，与革命的工农一起努力。

王稼祥在参与领导起义、组建红五军团方面花费了大量心血，而且在加强红五军团的建设方面同样也花费了大量心血，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为了迅速建设红五军团，中革军委决定在秋溪对红五军团进行整编和训练。党选派了大批优秀干部，到该军担任党的工作。12月18日，中革军委任命肖劲光为第五军团政治委员，刘伯坚为军团政治部主任，邝朱权、黄火青、左权任各军政治委员。部队其余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人员，分别由派去的党员干部或原“特支”的党员担任。鉴于红五军团指战员都是北方人，才到江西，语言不通，不仅不能做群众工作，连购物都十分困难，朱德、王稼祥、彭德怀于月日联名发布关于选调一批本地战士到红五军团的命令，要求“各军及各独立师每个伙食单位，调出一个战斗员，到五军团去帮助他们工作，并要在里面起革命作用。”这批同志去五军团前，王稼祥召开会议，作思想动员，交代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王稼祥代表军委向我们作工作指示时，说明了这支部队起义和我们去工作的意义。总的精神是要将部队团结教育改造成一支新型的军队，壮大红军的力量。”

红五军团在整训期间，发展了党组织，建立了政治委员制度，开展了思想政治教育，成立了士兵委员会，对部队实行了民主管理，铲除了军阀制度，清洗了一批反动军官，使士兵阶级觉悟与革命认识大大提高，红五军团成为真正的工农红军了。在这期间，还发展了董振堂、季振同等一批起义领导骨千加人了中国共产党。

1932年3月，中革军委决定将红一、三、五军团实行混合分编。

为此，王稼祥以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名义，发出《关于一、三、五军团分编问题给各级政治委员的指示信》，详细地解说了分编的意义，指出一、三、五军团分编对五军团有莫大的帮助，可以帮助五军团建立红军制度，学习群众工作，解决行军、宿营、作战中的困难。同时对一、三军团也有很大的帮助。因为五军团有较长的历史，阵地战经验很多，可以帮助一、三军团肃清游击主义和农民散漫性，学习阵地战、白刃战、攻城战和一切军事知识。王稼祥强调指出“一、三、五军团分编能够彼此帮助，使一、三、五军团能够更快的锻炼成为工农红军铁军一、三、五军团分编后，更使士兵有阶级的团结，阶级的亲爱，彼此帮助，彼此学习，决不应存任何地方观念、小团体观念，并且要同这些不正确观念斗争，只有这样才可以使一、三、五军团分编取得伟大的胜利”

红五军团经过一系列的整编、训练和教育，以崭新的革命姿态，活跃在粉碎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反革命“围剿”的战场上。红五军团在斗争中锻炼成为红军中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在以后的残酷革命斗争中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1938年，在延安，毛泽东接见了领导宁都起义的部分同志，并和大家一起合影留念。即将合影时，毛泽东忽然发现王稼样不在，就说快去请稼祥同志一起来。王稼祥站在毛泽东和肖劲光的中间。毛泽东在合影照片上题词“以宁都起义的精神用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战无不胜的”

九、宁都会议力挺毛泽东

1932年8月24日红一 方 面 军 主力抵南城近郊，准备攻打南城。但南城守敌当时已增加至17个团，共4万余人，南城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而且守敌加固了工事，做好了应战准备，6万缺少重型武器的红军，显然无法顺利攻下南城。

毛泽东随机应变，把红一方面军撤至南城至南丰至宜黄两线，发动群众筹款筹粮，养精蓄锐等西来增援的陈诚、 昊奇伟等敌进至合适地点，再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毛泽东两次改变作战方向，明显偏离了临时中央进攻大中城市的路线。 在后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对此十分恼火。

因此， 以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后方成员为一方， 以前线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为另一方，在作战方针上形成了两种对立的意见。１０月６日 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苏 区 中 央局 的 问 题 ，批 评 毛 泽 东“ 分 散 工 作 的 观 点 ” ，

“ 是 保 守 、 退 却 ” ，“ 是 不 能 容 许 的 ” 。 强 调 对 毛 泽 东 应 该 作 坚 决 的 斗 争 ，估 计 到 他在 苏 区 红 军 中 的 威 信 ，不 一 定 指 出 名 字 。 并 且 提 出 毛 泽 东“ 可调 回 后 方 作 苏 维 埃 工 作 ” 。

10月3日至8日 ，在宁都举行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史称 宁都会议 ）。周恩来、任弼时、毛泽东、项英、王稼祥、顾作霖、朱德、邓发出席会议。刘伯承列席。因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在前线处理紧急军务，会议前期由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主持，会议后期，由周恩来主持。

            

 会议贯彻执行了临时中央的“左倾 冒险主义 的进攻路线，开展了苏区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斗争。会议集中批评了毛泽东。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对毛泽东进行了错误的批评和指责 。 “ 表现对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计不足 ” ，

“ 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 ，泽东表现最多 ” 。把 毛泽东反 对攻 打 赣 州 等 中 心 城 市 ，在 赣 州 战 役 失 利 后 主 张 红 军 向 敌 人 统治 较 弱 、 党 和 群 众 力 量 较 强 的 赣 东 北 发 展 的 意 见 ，指 责 为 对“ 夺 取 中 心 城 市 ” 方 针 的“ 消 极 怠 工 ” ，是“ 纯 粹 防 御 路 线 ” ；并 且把毛泽东在历次反“ 围 剿 ” 中 克 敌 制 胜 的“ 诱 敌 深 入 ” 方针，指责为“ 专 去 等 待 敌 人 进 攻 的 右 倾 主 要 危 险 ” 。

前 方 中 央 局 成 员 发言，主 张 结 合 前线 实 际 来 贯 彻 中 央 指 示 ，毛 泽 东 坚 持 自己的 观点 ，不同意红军攻打敌人重兵把守的大中城市后。中 央 局 后 方 中 央 局 成 员 提 出 毛 泽 东 回 后 方 ，负 中 央 政 府工作，前 方 由 周 恩 来 负 战 争 领 导 的 总 责 。实际上是要撤销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

善于独立思考的王稼祥，又有在毛泽东领导下胜利粉碎国民党第二、三次围剿的亲身经历，深刻体会到毛泽东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王稼祥坚决不同意毛泽东离开红军领导岗位。 一向沉稳冷静的王稼祥拍案而起，他义正辞严强调，“泽东同志的指挥决策一再被证明是正确的。大敌当前，不可换将，指挥重任，非他莫属！” 。为了表示自己的观点完全出于公心，王稼祥坐下来平缓了语气，诚恳地说“同志们，大家都知道，我和毛泽东同志相识不久，倒是和王明同志、博古同志是留苏老同学，和王明同志还是老乡，关系密切的多。我完全是为我们的红军着想，为革命胜利着想啊”。

多年后，胡耀邦总书记在《深切地纪念王稼祥同志》文中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当1932年错误路线决定解除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指挥权时，他（王稼祥）是积极反对者之一。可以说，那时他就同王明路线划清界限了”

历史总是曲折发展的。尽管王稼祥坚决反对，尽管周恩来、朱德也不同意毛泽东离开前方红军领导岗位。但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等多数与会者认为毛泽东 “ 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 如他主持战争， 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 毛泽东鉴于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权信任， 也坚决不赞成由他 “ 负指挥战争全责。”，表示身体有病，要求请假治病。

会议最后通过周恩来提议中的毛泽东 “ 仍留前方助理”的意见， 同时批准毛泽东 “ 暂时请病假， 必要时到前方。”随后，毛泽东回后方长汀福音医院休养。

1932年１０月１２日中革军委根据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发布命令：“ 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兼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 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 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 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 由周恩来同志代理。”１０月２6日中共临时中央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这实际上宣布撤销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职务。这给红军的建设和发展带来重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