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第三章 第三位总政治部主任 王稼祥（四）
十三、七大落选，泰然处之
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夜，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酝酿已久的中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出席七大的代表共755名，其中正式代表547名，候补代表208名，代表全党121万党员，分为中直(包括军直系统)、西北、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华中和大后方8个代表团。七大人事安排的最大冷门莫过于长期担任党和军队重要领导职务，贡献突出，被称为红军四大领袖之一，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同志在七大中央委员选举中落选。他只获得204票，不足半数。
王稼祥落选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身体原因，王稼祥自1933年4月27日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期间因敌机轰炸腹部负伤以后，伤病时好时坏。七大代表、当年担任军委政治部组织部长的胡耀邦回忆：“1943年秋，稼祥同志患了严重的胃肠病，因而没有能参加我们党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七大的各项准备工作。由于当时相当多的代表对他缺乏了解，选举中委时他落选了。”，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七大代表杨尚昆也说“由于有病，这样慢慢地他也不管什么事情了”。所以，身体有病，无法坚持正常工作，特别是无法出席重要会议，无法参加七大筹备工作，无法接触代表，从而“相当多的代表对他缺乏了解”。这是王稼祥七大落选最直接的原因。如果王稼祥还能向六届六中全会那样，担任会议秘书长，负责会议筹备工作，出席各种会议，公开发表讲话，他是极可能当选的。
另外，也与王稼祥性格比较内向有关。曾是王稼祥部下的杨尚昆在谈及王稼祥七大落选原因时说“一个是他这个人性格比较孤僻，不大接近群众，人家认为他架子很大，实际上他是个书生气浓厚的干部。在中央苏区，他和下面干部缺少交流，人家也很尊重他，因为他有这个职务，是毛主席相信的。我认为，这是他最大的一个缺点。”“第二，‘七大’是清算王明路线。按照情况来讲，他应该是王明路线里的一个重要人物。” “由于大家对王稼祥同志缺乏了解，很多人把他和王明摆在一起，没有选上中央委员”。
当然，中央对此事先也未预料到，中央为了将七大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方方面面考虑的比较周到，比如两次犯路线错误的王明，王明路线在中央苏区的代表人物，给中国革命带来重大损失的博古，犯过冒险主义路线错误的李立三都由于中央事先做了工作而顺利当选七大中央委员。
王稼祥对自己未能当选七大中央委员并不在意。这时他仍在王家坪住处养病。朱德、彭德怀、李富春、杨尚昆等许多同志，先后来看望他，一方面关切地询问他的病情，同时也怕他难过而来安慰他。王稼祥笑着迎接大家，而不谈及此番落选之事。杨尚昆回忆说：“‘七大’选举中委，他落选的那天，我从杨家岭跑到王家坪去看他，他笑了笑，对我说：“没有什么，我没有选上还好一点，我的身体不好，选上做不了更多的工作就不好。”王稼祥对正式中央委员落选一事能处之泰然，彰显出把全心全意为党和人民的利益服务看得高于一切的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的本色。
党中央对王稼祥落选中央委员做了及时的补救工作，1945年6月10日，在七大第20次会议上，毛泽东向全体代表做了《关于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的讲话，对王稼祥做了客观公正的评价，详细介绍了王稼祥工作成绩和对革命的突出贡献，强调指出“他是能够执行大会路线的，而且从过去看，在四中全会后第三次‘左’倾路线正在高涨时，在遵义会议时，在六中全会时，也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对于部分代表对王稼祥的意见，毛泽东也有针对性地做了解释和说明，讲话最后毛泽东明确表示“昨天选举中央委员，他没有当选，所以主席团把他作为候补中央委员的第一名候选人，希望大家选他。”
毛泽东的这篇讲话，使代表们加深了对王稼祥的了解。大会进行了候补中央委员的投票。王稼祥以名列第二当选。
十四、首任驻苏大使，不辱使命
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中央机关食堂，时任中央候补委员、东北局、宣传部代理部长的王稼祥出席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并被递补为中央委员。会后毛泽东主席找王稼祥谈话，告知王稼祥，中央已决定他担任即将建立的新中国首任驻苏大使，王稼祥经认真考虑，服从中央安排。旋即开始了紧张的筹备工作。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刚一成立，王稼祥同志就作为新中国第一位大使被派往苏联赴任。王稼祥迅速组织起高效、精干的使馆工作班子。1949年11月3日王稼祥在克里姆林宫向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递交了国书。王稼祥认真细致地开展外交活动，他要求使馆人员对外活动都要事先研究，准备充分，事后汇报总结。不开展无准备的外交活动。在王稼祥任期内，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保证毛主席顺利访问苏联。出访苏联是毛主席多年的夙愿，但由于国内战争和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访苏行程几经改变，一再推迟。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可能出现的武装干涉，面临着恢复国内经济的艰巨任务，同第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就显得更为重要。实际上早在建国前夕，刘少奇同志就受中央委托秘密访苏，为毛主席的访问作了重要准备。开国大典后不久，毛主席的访苏计划即开始付诸实施。
1949年12月6日，毛主席乘专列前往苏联，这是他第一次跨出国门，也是新中国领导人的第一次出访。毛泽东主席此次访苏，一是参加斯大林70寿辰庆典，二是就两党两国所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同斯大林直接会商，并签署两国间有关条约和协定。为了保证这次访问成功，新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兼首任驻苏大使王稼祥和使馆全体人员忙碌起来。
12月16日中午，专列抵达莫斯科雅罗斯拉夫车站。王稼祥与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等人顶着凛冽的寒风在站台迎候。因天气寒冷，苏方在车站只举行了简短的欢迎仪式，随后毛主席便前往斯大林卫国战争期间在莫斯科郊外的别墅下榻。抵达莫斯科当晚，毛主席就到克里姆林宫拜会了斯大林。斯大林称赞毛主席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并对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表示祝贺。双方谈话气氛融洽，不仅对于对方的观点有了初步的了解，而且还涉及若干实质性内容。
12月下旬，各国代表团在参加了斯大林寿辰庆祝活动后纷纷回国，惟独毛主席留了下来。这是因为在要不要签订新的中苏友好条约、废除旧条约等问题上毛主席与斯大林还存在分歧。斯大林虽然每天让人打来电话询问毛主席的生活，却只字不提签约一事。面对苏方的冷遇，毛主席以成就大业者的坚韧耐心等待，因为他深知与苏联签订新约对于巩固两国关系、营造新中国良好的外部环境是何等的重要。
在这段日子里，王稼祥特别注意搜集外国媒体关于毛泽东访苏的反映，及时报送毛泽东参考。毛泽东访苏长时不归，引起各国媒体的关注。一家西方媒体竟发布消息称，毛泽东被斯大林软禁了。此时王稼祥向毛主席建议，接受塔斯社记者的专访，把毛主席访苏的目的和情况公布于世。毛泽东接受了王稼祥的建议，面对苏联记者，毛泽东说“我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所需要的时间”，当记者问毛主席“您现在考虑的是那些问题”，毛主席说“首先是现在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贵我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另外，我还打算访问苏联的几个地方和城市，以便更加了解苏维埃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建设”。
1950年1月2日，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头版发表《毛泽东在莫斯科答记者问》，1月3日《人民日报》也在头版发表《答记者问》，随后，世界许多报刊媒体转载了这条消息。谣言不攻自破。1月2日下午，莫洛托夫和米高扬等来到毛泽东住地，商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莫洛托夫和毛泽东商定，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由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来莫斯科谈判并签订。中苏谈判僵局也随着打破。
随同毛主席访苏的师哲回忆道“王稼祥足智多谋，出了一个好主意”
很快周恩来总理来到莫斯科。王稼祥更加忙碌了。他既要陪同毛泽东访问列宁格勒等地，又要协助周恩来总理与苏方谈判。忙得不可开交。
随同周恩来总理来莫斯科参加对苏谈判的伍修权回忆道“我一面在代表团内部协助周总理做会谈时的具体工作，一面常去大使馆，接受稼祥同志交付我完成的某些任务。在这些接触中，我又一次看到稼祥同志的优良作风，从中苏条约的文稿，到庆祝宴会的组织安排，无不凝聚着稼祥同志的大量心血。对于建立和发展我国的对外友好关系，稼祥同志做出了重大贡献，立下了很大功劳”
王稼祥在担任首任朱苏大使期间，全力维护国家主权和中国人民的利益，努力发展中苏友好关系，工作卓有成效。中苏会谈期间，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领导下，王稼祥积极参与，开动脑筋，充当智囊，出了不少好主意。动员发动大使馆全体工作人员全力以赴做好服务工作。他奋发有为，不辱使命，他的业绩永远载入中国对外关系的史册。
十五、理性建议被指责为“三和一少”，步入逆境。
1951年1月，根据王稼祥的请求，中央同意王稼祥不再担任驻苏大使。1月16日，中央决定王稼祥担任新成立的中央对外联络部首任部长。这也是一项开拓性工作。王稼祥从无到有，高效率开展党的对外联络工作。1953年王稼祥兼任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主任。经过短短五年多的工作，到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我党已和全世界60多个共产党建立了关系，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派代表团参加了中共八大，毛泽东对此非常满意，他高兴地对王稼祥开玩笑说：我们的八大是为兄弟党开的。由此可见王稼祥工作多么地卓有成效。党的八大后，王稼祥担任了中央书记处书记，重新进入中央领导层。
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后不久又树立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国内政治、经济空气不断升温，浮夸风蔓延，王稼祥对此十分忧虑。
王稼祥参加了1958年11月28日召开的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他经过深思熟虑，认为苏联农村公社的失败教训值得注意，王稼祥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表达了自己对人民公社“一平二调”和国民经济计划高指标的忧虑。毛主席得知王稼祥的意见后说：二百多中央委员，唯独王稼祥提出了不同意见。那好，可以开个小会，请王稼祥仔细谈谈。王稼祥认为，自己的意见已讲的很清楚了，仅供中央参考，没必要再讲。此事就此打住了。1962年，国民经济进入非常困难时期。王稼祥认真调查研究，深入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经过深思熟虑，对党和国家的对外工作，提出比较系统的见解，王稼祥先找刘少奇长谈了一次，随即在中联部内部小范围进行了讨论。讨论中，大家没有不同意见，中联部的三位中央委员王稼祥、刘宁一、伍修权采取联名给“恩来、小平、陈毅同志”写信的方式，向中央提出建议，同时，王稼祥还起草或审定了一系列文件报送中央。这些建议概括起来，即要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采取和缓的方针，以争取度过或减轻困难。同时，王稼祥等还提出在国内经济困难形势下对外援助应“实事求是，量力而行”。
王稼祥的建议引发了复杂的结果。1962年7月25日至8月24日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期间，中联部副部长刘宁一在游泳池向毛泽东反映了王稼祥关于对外关系方面的问题，说有些信件，王稼祥强迫他签字，据王力回忆：“毛主席掰着指头说：这是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印度和各国反动派要和，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要少，这是‘三和一少’。”
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在指责三自一包的同时，又指责了“三和一少”
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西北小组会上，王稼祥做了简短的检讨。接着，在国务院会议上，以中央外事小组的名义，对王稼祥点名批评。
王稼祥感到事态严重，主动要求在全会上公开检讨。毛主席为了保护王稼祥，没有同意。毛主席说“你的问题不必弄到常委会上，也不必到中央全会上去作检讨，中联部的几个副部长对你有意见，你同他们好好说通了就行了”。
八届十中全会后，王稼祥身体状况很差，不再过问中联部的工作。
60年代，康生具体负责组织的几篇‘反修’文章里，把“三和一少”
作为修正主义对外路线进行了批判。
1966年3月10日，中央决定王稼祥任中央外事小组副组长。3月22日，刘宁一在中联部会议上说“中央决定王稼祥不再管中联部的工作，今后他的一切由外事小组管。”王稼祥就此赋闲。
十六、文革落难
1966年5月“文革”开始，此时，王稼祥的中央书记处书记、中联部部长的职务虽然还没有被解除，但实际上他已经靠边站了，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没通知他参加，
1966年6月中联部机关的文革运动开展的热火朝天，机关大院里贴满了大字报，1960年代初就想插手中联部工作，遭到王稼祥的多次拒绝，从而对王稼祥一直怀恨在心的康生，亲自窜到中联部，指责中联部文革运动的大方向错了，他恶狠狠地说“中联部文革运动的重点，应该是批判、斗争王稼祥，他是提出‘三和一少’的代表人物，应将他批倒批臭” 在康生的操纵下，王稼祥遭到了严厉批斗。
7月初，李富春、汪东兴通知王稼祥：中央决定，凡是不直接参加中央常委工作的领导干部，马上搬出中南海。王稼祥从此告别中南海，在北海后门的一个小院里闲居。
王稼祥文革遇到第一个大灾难，是他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的唯一儿子王命先，因不堪忍受没完没了的残酷批斗，于7月29日夜里投河自尽。这件事使王稼祥精神上受到巨大打击。雪上加霜的是，王稼祥的两个孙子和辛辛苦苦养大的养女，因受文革极左思潮的蛊惑，竟要和王稼祥划清界限。
1966年8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也没有通知王稼祥参加。在此次全会上，王稼祥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被中联部代理部长刘宁一取代。
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谈到了王稼祥的历史贡献。周总理在会议期间找到中联部副部长伍修权，对他说“毛主席有指示，王稼祥是有过功劳的人。他现在身体不好，不要揪斗。把人弄死了，只有损失。没有好处”。伍修权向中联部干部群众传达了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王稼祥暂时不用去中联部机关接受大会批斗，坐喷气式了。但造反派把成捆的大字报拿到王稼祥住所，挂满客厅四面墙上。
1967年4月，人民大学的造反派闯进王稼祥住处，威逼他没完没了交代“三和一少”等‘修正主义’问题，6月2日王稼祥被逼突然昏迷，送入医院抢救，才捡回一条命。阴险毒辣的康生仍不放过王稼祥，他组织造反派整了王稼祥20万字的黑材料，多次煽动说，王稼祥的‘三和一少’实际上是‘三降一灭’（即向帝国主义投降、降修正主义投降，向各国反动派投降，扑灭各国革命运动），对王稼祥无限上纲，必以置于死地而后快。在康生等的操纵下，对王稼祥的迫害升级了，7月24日王稼祥被造反派揪到中联部礼堂，接受1000多人批斗。从此，每学期至少被批斗一次。康生还带着一些兄弟党的负责人坐在第一排，辱骂批斗王稼祥。
十七、不喧功、不诿过
王稼祥一生对革命事业贡献很大，功勋卓著。在宁都会议、通道会议、黎平会议、遵义会议等重要会议上，他都坚定支持毛泽东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在党的极为重要的六中全会上，王稼祥为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提供了来自最权威的共产国际的关键的、强有力的支持。王稼祥更是在全党第一个提出毛泽东思想科学概念。
毛泽东后来曾多次说：“王稼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他是最早就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没有他不行，他投了关键的一票”。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周恩来与王稼祥组成中央军事三人小组，全权指挥中央红军行动。从此中国革命驶向正确的航道，从失败走向胜利。
除了著名的遵义会议、六中全会、首提毛泽东思想这三大贡献，王稼祥在人民军队政治工作、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等方面呕心沥血，勤奋努力，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王稼祥一向认真做事，低调做人，从不喧功。反而多次谈及自己的错误和过失。
王稼祥说“我过去曾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重要成员之一，在六届四中全会后，我这个毫无实际工作经验没有参加过基层实际工作、只读了一些书本的人，被指派为中央代表团、苏区中央局成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四中全会后不久，我和任弼时、顾作霖同志一起进入中央苏区，犯了许多错误。在政治工作方面一度实行错误的一长制，取消党委制，把红军的任务错误地缩小为打仗；在土改方面，执行了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在肃反方面…也一度犯了肃反扩大化和‘逼、供、信’的错误。
第二、三次反围剿，我支持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做出了“打大城市”的错误决定，在讨论打赣州时，我先是反对的，但中央指示传达后，我动摇了，转为支持打赣州，结果红军吃了败仗。宁都会议上，我支持毛泽东同志留在前线指挥作战，但我是少数。第五次反围剿时，我又错误地支持了内线抵抗策略。遵义会议我主张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红军。可是到了陕北后，过黄河东征时，我又反对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王稼祥在党的七大上对自己的错误做了书面检讨，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中又做了认真的检讨。中央通过了王稼祥的检讨。
新中国成立后，王稼祥同志的一些独立见解，包括被指责为“三和一少”的策略建议，历史已证明，那不是错误，倒是十分难得的真知灼见！
王稼祥同志“不诿过、不喧功”的高尚品格值得每一位共产党员学习。
十八、后世纪念
王稼祥故居纪念馆
王稼祥故居纪念馆
王稼祥故居纪念馆位于安徽省宣城市泾县桃花潭镇厚岸村。王稼祥故居坐北朝南，一进三间，砖木结构，是一幢具有皖南地方特色的徽派民居建筑，由八字院门、大院、正厅，厢房、门屋及厨房等组成，建筑面积约300平方米。
故居于1981年由当地政府从农民手中收回。
正屋大理石门坊，青石嵌方上镌刻王震同志题写的"王稼祥故居"。
2006年8月15日，是王稼祥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中共安徽省委、省政府投资，新建了一幢建筑面积1130平方米的王稼祥故居纪念馆，于2001年8月19日正式开放，同时还扩建了1500平方米的生态纪念广场，并对王稼祥故居进行了修缮，重建了东台书院等十大纪念工程。纪念馆举办了《王稼祥同志生平陈列---永远的稼祥》。
整个展厅分为6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风华年代，第二部分是忠诚战士，第三部分是三大贡献，第四部分是卓越领导，第五部分是杰出外交，第六部分是永远的缅怀。生平陈列展展现了王稼祥同志为党、国家、人民的利益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的光辉一生，体现了一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高尚情操和丰功伟绩。
纪念馆由序厅、展厅和游客中心3部分组成，宽敞的后庭院浑然与王稼祥故居连成一体。序厅迎面台座上矗立着王稼祥青年时代的纪念雕像，背景线刻浮雕揭示了革命家一生走过的风云变幻、艰难险阻的革命里程。左右列置的四块将军红石碑，镌刻了稼祥青少年时代给乡亲好友的书信原文节录，闪烁着革命家早期已有的进步思想。
展厅通过200余张历史照片和百余件珍贵文物，配合精致的模型、景观等辅助展品，全面展现和回顾了革命家王稼祥辉煌的战斗一生。展厅出口庭院安置着王稼祥晚年平身铜像。
2001年王稼祥故居纪念馆被安徽省政府批准为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第三章 参考文献
[1]王稼祥 中国政府网2021-05-28
[2]伍修权 回忆王稼祥 人民出版社 1983年
[3]毛泽东《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5年
[4]王稼祥 王稼祥选集
[5] 王稼祥 我的履历 1968年
[6]朱仲丽 毛泽东、王稼祥在我的生活中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5年10月
[7]徐则祥 王稼祥传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6年7月
[8]王稼祥在中联部机关‘文化大革命’群众会上交代自己的错误问题 （记录）1968年2月
[9]曾庆红在纪念王稼祥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中国政府网2022-04-22
[10] 王稼祥故居纪念馆 .安徽省文物局 . 2016-10-24
[11]纪念馆介绍 .泾县王稼祥故居纪念馆 . 2018-1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