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第七章 第七位总政治部主任（代） 博古（一）

 

博古（1907年6月24日—1946年4月8日）

1935年6月博古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他是人民军队第七位总政治部主任。

一、发奋读书，追求进步

1907年6月24日博古出生于浙江杭州一个封建没落家庭，祖籍江苏省无锡市。原名秦邦宪，乳名长林，曾用名则民、上林、伯虎、卜古等。为南宋秦观后人。父亲秦肇煌，母亲朱阿菊 ，弟弟秦邦礼，妹妹秦邦范。博古9岁丧父，性格刚强的母亲以辛勤劳动维持四口之家的生计。博古5岁进秦氏公学读书，7岁进入无锡第一国民初等小学学习，后来又转入省立第三师范附小，博古学习认真，刻苦，喜爱文艺、历史地理和古文，课余读了左传，史记等大量历史书籍，打下坚实的国文基础。

1921年博古高小毕业后，考入苏州第二工业专门学校，在学校，博古接触了向导、中国青年、觉悟等许多进步书刊，他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刊，1923年博古加入爱国团体孤星社和锡社，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提高了革命觉悟，培养了组织才能。

1924年经黄秉英介绍，加入了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

1925年博古结识了共产党人恽代英，产生了加入共产党的强烈愿望。

1925年5月五卅惨案后，博古以第二工业专门学校学生会代表的名义在苏州各界声讨大会上演说，他慷慨激昂，大声疾呼向帝国主义讨还血债。1925年8月博古在苏州第二工业专门学校肄业，报考当时有革命摇篮之称的上海大学，

       

1925年9月博古进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习。瞿秋白、恽代英、李达等共产党人都亲自给他们讲授马列主义理论。博古如饥似渴地学习，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11月经高尔柏介绍，博古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2月党组织安排博古去国民党上海党部工作。

1926年10月，博古参加了上海第一次工人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并在敌人对上海国民党特别党部的突击搜查中被捕。博古在狱中坚守党的秘密，坚贞不屈。敌人一无所获，又没有任何证据。第二天只好放了博古。不久，博古由党组织选派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二、红都深造

 1926年10月下旬的一天，博古按照上海党组织的安排，在杨树浦黄浦江的一条苏联货轮，和十几位革命青年一起前往苏联海参崴，转乘火车去莫斯科。1926年11月，经过几十天的长途跋涉，博古来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被编在四班。当时校方要求入学者必须起一个俄文名字，秦邦宪取了“博古诺夫”之名。从此他的原名秦邦宪慢慢不再使用。博古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刻苦学习，他学会了俄语、法语，还学习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联共党史、、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史、俄国革命史、东方革命运动史、西方革命运动史、列宁主义基础和军事科目等。1927年5月13日博古和同学们聆听了斯大林的报告。博古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参加了反托派斗争，参与了莫斯科中山大学支部的争论，成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一员。1928年5月博古与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中共党员刘群先结婚，两人在苏联育有一子。

           

                       博古与刘群先

博古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习，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的理论，提高了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也培养了他的组织才能，还打下了深厚的俄文基础。

1930年初博古向学校党组织提出了回国工作的请求，经过共产国际东方部的批准和安排，1932年2月博古前往柏林，经比利时转到法国，在马赛乘船回国。

三、在上海的工作。

1930年5月博古回到上海，党组织派交通员方琰与他接上关系，被安排到全国总工会担任宣传干事，并参加《劳动报》和《工人小报》的编辑工作。在一次示威活动中，博古巧遇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比他提前一年多回国的王明。

博古和王明等反对当时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受到向忠发、李立三的严厉批评，博古因此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并被调离中央机关。

1931年1月，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在上海主持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支持普通党员王明等人掌握中央权力。博古因与王明观点一致也受到重用，会后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宣传部长，4月间改任青年团中央书记。

1931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使隐蔽在上海法租界内的中共中央面临着严重威胁。6月下旬，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并遭处决。在此危急时刻，中央安排周恩来准备转任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王明想到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在六大以“工人领袖”身份选入政治局的卢福坦则野心勃勃地想当领袖。党内领导人多认为卢福坦同向忠发一样没有水平，且与顾顺章同样有流氓习气，共产国际远东局也感到不能重用此人。

　一天夜间，周恩来、王明、卢福坦和博古到一个小酒店会面。王明提出，他和周恩来走后，新中央应找一个顾顺章不认识的人负责。于是中央组成了临时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生、康生、陈云等人组成，经王明指定，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24岁的博古成为总负责。当时博古再三提出自己不是中央委员，负责党中央工作不合组织原则。博古还说自己太年轻，不懂军事，又不熟悉国情。其他领导人却说，这是工作需要，只要共产国际同意就行。

1931年10月，共产国际批准了中共中央的人事安排。博古的任职，虽手续不完备，却算是得到了共产国际组织认可，因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要接受共产国际领导。博古在此期间犯过“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

1933年，临时中央无法在上海立足，被迫迁往中央苏区，临时中央总负责博古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后，进一步排斥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对持不同意见的革命同志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博古与李德

博古重用、偏信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李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只在德军当了一年列兵，战后参加了德国共产党，并到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却从未指挥过部队作战。他到中央苏区后否定了毛泽东的游击战术，要求用苏联的战术同国民党军队打阵地战，结果红军英勇奋战仍节节败退。

1933年11月，福建发生了第十九路军抗日反蒋的事变，博古起初赞成同第十九路军合作，却遭到共产国际与党内不少领导人反对，习惯于听从共产国际意见的他只好服从而错失良机。

博古与李德推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致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苏区丢失。又在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时，推行逃跑主义。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

五、出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

1934年10月，博古参加长征。1935年在遵义会议上博古被解除红军最高领导权，会后1935年2月5日前后，中央红军行进到云、贵、川三省交界一个名为“鸡鸣三省”的村子宿营，周恩来找到博古，向他说明中央常委决定以张闻天代替他负总责。当时，凯丰建议博古不要交权，要把情况汇报给共产国际，由共产国际最后来处置。不过博古还是从大局出发，第二天就把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印章、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印章与中央书记的条形章交给周恩来，并让人把文件担子即两个铁皮箱挑到张闻天处，体现了一位真正革命者的坦荡胸怀。不久博古被解除中共中央总负责职务，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5月12日在会理会议上，博古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6月博古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兼红军野战部队政治部主任。6月13日博古主持的红军总政治部发布《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加强政治工作的指令》，6月18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赤化川陕甘计划下之战斗任务大纲》，6月28日在两河口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博古支持毛泽东提出的北上建立抗日根据地的主张。

长征途中，博古坚决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

六、参与解决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博古和周恩来、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参与解决西安事变。12月16日博古先于周恩来到达西安。17日，周恩来到西安在七贤庄会见博古，并共同出席张学良的接风晚宴。18日，博古回到中央驻地保安。19日，博古在保安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详细汇报与张学良会谈的情况。

20日，博古从保安到西安。把中共中央19日会议的最新决策带给周恩来。当晚8时，毛泽东从保安给周恩来发来了转发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的指示电。周恩来看后显得十分兴奋，他高兴地对博古和叶剑英说：‘这下可好了，我们可以据此来回答张将军了。’在此之前，周恩来曾一直难以回答张学良的提问和质疑。

21日，博古从西安返回保安。及时向中共中央汇报周恩来同宋子文在20日初次会面的内容。22日，博古从保安到达西安。因为23日即将开始正式谈判，博古必须把中共中央的最新谈判方针告诉周恩来。

23日，博古又从西安返回保安。23日谈判在金家巷张学良公馆西楼二楼会议室举行，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参加了谈判，参加谈判的有张学良、杨虎城、宋子文，以后宋美龄也参加了，应德田担任记录。周恩来遵照中央指示，在会上提出共产党和红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博古22日的到来显然给周恩来带来了谈判的主要方针。

由于周恩来将在24日晚间10点与蒋介石直接会谈，因此博古必须于23日谈判结束后又赶回保安，一来汇报当天的谈判内容，二来研究24日与蒋介石直接谈判的方针。也就是说，由于情况紧急，博古必须在24日晚周恩来与蒋介石会面之前，赶回西安传达保安的指示。

24日，博古从保安到达西安。周恩来24日结束了与宋子文的会晤后，立即返回中共代表团住所东楼，向博古、叶剑英等人，通报了谈判进展的情况及与宋子文会晤的内容，并与博古一块起草给中央书记处的电报稿。

身处苏联的蒋经国以前也曾申请过回国，但遭到严词拒绝。西安事变发生后，斯大林亲自接见了蒋经国，并亲口告诉他可以自由地回去了。周恩来能够及时掌握这样重要的信息，并在与蒋介石的会面中发挥重要作用，无疑是得益于博古的传达。

在西安事变最关键的谈判阶段，博古担当党中央毛泽东与周恩之间如此重任的信使任务，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做出了鲜为人知的重要贡献。博古协助周恩来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