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第五章 第五位总政治部主任 （代）顾作霖（一）
1934年4月至1934年7月顾作霖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他是人民军队第五位总政治部主任。
一、矢志革命，努力奋斗
顾作霖１９０８年１月２９日出生于江苏省嘉定县（今属上海市嘉定区）徐行镇西北顾家泾角的一个殷实农户家里。他念过私塾，在嘉定第一高级小学读书时，就受学校教师传播五四运动爱国反帝思想的熏陶，参加了抵制日货游行，演出抨击当局封建腐败的文明戏《糊涂官》。１９２２年夏，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南京东南大学附属中学，顾作霖的国文老师穆济波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也是编有中学国文教材的名师。顾作霖曾借鉴《醉翁亭记》写有一篇寓梅庵（东大校园六朝松旁之校舍）抒家国兴亡情怀的作文，得到好评。顾作霖在国文教师穆济波处读到《新青年》《向导》等进步刊物，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当时，中国共产党南京支部负责人宛希俨在东南大学附中学生中宣传党的主张，组织名为“合作社”的学生社团，出版《合作社》刊物。顾作霖参加了“合作社”组织并积极活动，反对军阀统治，反对学校与军阀勾结，反对直系军阀江苏督军齐燮元和皖系军阀浙江督军卢永祥之间爆发的“苏浙战争”。1925年3月孙中山病逝，南京各界人士在秀山公园举行追悼大会，顾作霖、顾衡、汪季琦等都前往参加。那天演讲的有孙科、何香凝、杨杏佛、恽代英、肖楚女，尤以恽、肖两位共产党人的演讲最为动人。后来由顾作霖、顾衡、汪季琦请穆济波老师出面请恽代英、肖楚女两位来东大附中讲学。讲的题目是《关税问题》《治外法权》，前后讲了近10次，播下了革命的种子。恽代英要把《中国青年》杂志在南京出版几期，顾作霖、赵体言等为此而筹划奔忙。
１９２５年５月底，上海发生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南京东南大学校园，立即引起学生们的愤怒。６月１日是星期一，“合作社”成员把附中校方的晨会变成控诉英帝国主义罪行、声援上海死难同胞的集会。６月４日，顾作霖和“合作社”的成员们，与南京罢课的万余学生一起走上街头，来到下关的英商“和记”洋行蛋厂，发动洋行广大工人起来罢工，声援上海工人的反帝斗争。英国军舰开到蛋厂码头，英军水兵进驻厂部，胁迫工人上班，但工人、学生团结一致，罢工长达４３天。顾作霖与工人共命运，时而来到工人聚居地点，时而上街为罢工工人募捐钱款。当得知全国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王荷波来到浦镇，他和几个同学赶去向王荷波请教对策。这次罢工虽然在英国军舰开枪和军阀政府血腥镇压下结束了，顾作霖也被学校开除逐出校门，但对一个正在成长的青少年来说，却是接受了一次革命烈火的洗礼。
１９２５年８月，顾作霖考入暨南大学，不久转到中国共产党人主办的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读书。上海大学是一座革命熔炉，提倡学习革命理论和实际斗争相结合。他奋发读书之余，常到上海工人聚居的小沙渡地区，实地调查工人受到的剥削和压迫，了解工人的反抗和斗争。在那里，他认识了上海总工会第四办事处主任刘华。不久刘华被捕并惨遭杀害，更加加深了顾作霖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仇恨。顾作霖在上海大学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１９２６年初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二、投身工运，积极工作
1926年党组织安排顾作霖离开学校，专职从事青年和工人运动。中共江浙区委和共青团江浙区委调顾作霖到杨树浦，担任中共杨树浦部委委员、共青团杨树浦部委书记。
在杨树浦，顾作霖一身工人装束，经常到棚户访察工人疾苦，出入于英商、日商开的一些工厂的车间。他在老怡和纱厂听到团支部书记王根英反映，一个1１岁的扫地童工被机器轧死，死者家属要求抚恤，英国资本家却置之不理。顾作霖与工人们商议集体向厂方交涉，如不发抚恤金就要罢工。由于他们出面交涉，迫使厂方向童工家属发了抚恤金。
举办平民夜校，培养团员和发现积极分子，是顾作霖从事工人运动的一项重要工作。办在工人聚居区的夜校每期都吸引了众多的青年男女，风雨无阻地前来读书识字，接受阶级教育。顾作霖以教师的身份，用工人熟悉的语言，一边教文化知识，一边讲政治形势，揭露压在工人头上的帝国主义、官僚买办和封建军阀的罪恶统治，指出工人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形成力量，同资本家和反动当局斗争。他在办夜校中认识了许多工人积极分子，其中不少人经他介绍加入共青团和共产党，为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准备了力量。
１９２６年１１月，中共江浙区委决定，顾作霖任中共江浙区委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共青团江浙区委委员、组织部长。他被派至浦东地区，与中共浦东部委书记马禹夫一起筹划浦东的工人武装起义。在北伐战争中，上海工人在党的领导下，曾经两次组织武装起义，都遭到北洋军阀部队残酷镇压。第三次武装起义由中共中央特别委员会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领导，于１９２７年３月２１日举行。２１日中午，顾作霖和马禹夫一起率领手持步枪、铁棍、木棒的工人起义队伍，冲进军阀重点把守的浦东四区警察署，一举缴枪２０多支。他们立即将枪支分发给工人武装起来，又到三区警察署和五福弄、陆家嘴、杨家渡等警察所，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随即成立了浦东地区工人纠察队。党所领导的各区工人武装起义队伍，经３０小时的激战，终于打败北洋军阀毕庶澄的直鲁联军。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胜利。
但蒋介石率北伐军一枪未放，乘机进驻上海。仅过了２２天，蒋介石便露出反革命狰狞面目，发动了四一二政变，指挥军队和流氓血腥镇压上海工人武装，并且在全国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工人，使原先一片大好的革命形势逆转急下。
1927年６月，顾作霖调任共青团江苏省委组织部长。１０月，他与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女工、该厂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领导人杨龙英结婚。
三、领导山东人民反蒋抗日
在大革命失败以后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山东省的党团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处于瘫痪状态。中共中央派顾作霖前往，担任中共山东省委常委、共青团山东省委书记。顾作霖与妻子同去。那里人生地疏，但他深入齐鲁大地，看到了山东各地灾荒的严重情况，摸清了党团组织的现状和问题。他和原来团省委的两位委员一起，在济南召开了团省委扩大会议，确定了新的工作方针，产生了团省委新的领导班子，大刀阔斧地开展组织恢复工作，建立了六个团县委和１４个特别团支部，引导青年群众把自发的抗粮抗税转到反对军阀统治、反对地主剥削压迫的斗争中，使各地青年运动恢复了生机。１９２８年４月，日本帝国主义借口保护日侨，派出军队在青岛登陆，迅速占领胶济铁路沿线，５月３日炮轰济南。在蒋介石下令不准抵抗的情况下，日军屠杀中国军民一万多人。济南惨案发生后，顾作霖和中共山东省委负责人一起，迅速召集各地党团组织负责人开会，研究在山东全省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斗争的策略和措施。他还以中共山东省委和共青团山东省委的名义，起草了告民众书，号召山东人民和各阶层青年群众迅速行动起来，与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屠杀作殊死的斗争。
１９２８年６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顾作霖被选为共青团中央委员。
正当山东工作打开局面时，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长王复元叛变投敌，山东党团组织又一次遭受破坏。时在青岛检查工作的顾作霖得悉这一情况后，迅速至上海向党中央汇报，研究处决叛徒的措施。党中央决定他留在上海工作。
四、参加中央代表团，进入中央苏区
１９２９年４月，顾作霖调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共青团江苏省委书记。这一段时间，他用了很多精力在沪东地区一些工厂进行调研活动。他在中共江苏省委召开的上海各区区委书记会议上，曾经用调查工人向资本家争取米贴的斗争做例子，提出要关心广大工人群众的日常生活，要在帮助工人争得最迫切的生活利益时，做认真细致的思想工作，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不久，顾作霖被调回团中央任组织部长。１９３０年７月，中共中央决定在武汉建立长江局，项英任书记，顾作霖负责组织兼青年秘书处工作。年底，党中央命他们撤回上海，顾作霖继续任团中央组织部长，并与任弼时等参加了１９３１年７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
早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就决定建立苏区中央局，作为派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领导机关。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共中央指定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任弼时、余飞、曾山、顾作霖等人组成中共苏区中央局。
１９３１年１月１５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在中央苏区的宁都县黄陂成立。那时，周恩来、任弼时、顾作霖还在上海。
不久，中共中央决定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人组成“中央代表团”，到中央苏区传达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加强中央对苏区的领导，并授权处理有关问题。
１９３１年３月，顾作霖与任弼时、王稼祥等人化装成商人，自上海出发，乘轮船至香港，转轮到汕头，由党的交通员带领，经潮安、大辅到青溪，再改装成农民模样，日伏夜行，翻山越岭，从青溪到达中共闽西特委驻地虎岗，４月间到达中共苏区中央局所在地宁都县青塘。
五、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取得第二、三次反围剿胜利。
顾作霖等到达中央苏区，正值蒋介石调集２０万兵力对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中共苏区中央局４月间在青塘多次开会，讨论反“围剿”的作战方针，争论相当激烈。以项英为代表的委员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红军无法全力进行战斗，主张分兵退敌，到根据地外面去打游击，以便保存实力。毛泽东在会上分析敌我态势时，细分了各路敌军的特点，主张集中优势兵力，由西向东，先打弱敌，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
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倾听了争论双方的分析，都赞同毛泽东提出的战略方针，促使会议决定实行毛泽东的主张。中共中央原来确定苏区中央局书记是周恩来，因周恩来未到，暂由项英代理，这时商定由毛泽东代理书记。中央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领导和指挥下，由东固、富田向东转战，１５天内横扫７００里，连续打了五个胜仗，歼敌三万余人，缴枪两万余支，痛快淋漓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当年７月，蒋介石亲任总司令，纠集３０万兵力，分三路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毛泽东、朱德又指挥红军迎击，采取“诱敌深入”“避其主力，打其虚弱”的战略方针，由闽西北出发，绕道千里回师兴国，又歼敌三万余人，缴枪１．５万支，把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也粉碎了。
这时，毛泽东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红军第一方面军的总政委。顾作霖平素对毛泽东、朱德怀有崇敬之情。
苏区中央局委员合影
但是，１９３１年１１月初在瑞金叶坪召开的中共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时，远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竟要求“集中火力反右倾”，批判毛泽东的所谓“富农路线”“狭隘的经验论”等等。中共苏区中央局许多同志虽然有不同看法，但按照中共临时中央错误指示，都对毛泽东发言批判，顾作霖也在内。这是来自中共临时中央的指示，也是代表团的决定，他作为党的苏区中央局委员兼宣传部部长，从组织纪律上是不能违抗的。即便如此，他仍然崇敬毛泽东。毛泽东比他年长，政治上比他强，知识比他渊博，指挥红军作战打了那么多的胜仗，但中共临时中央却硬说毛泽东是错的，这也令他百思不得其解。
六、宁都会议上错批毛泽东
1932年10月3日至8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史称宁都会议）在距县城四十公里的宁都小源村召开。会场设在榜山翁祠。榜山祠位于村口靠前，坐西向东，西面檐阶前为一场地，东、南为过道，北邻土房。建筑总面积二百多平方米，内分上厅、下堂、天井以及左右厢房。长方形天井中花木扶疏，绿意盎然。上厅是办公之用，会场就设在上厅内。虽是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但前后方委员加起来也就是8个人，正面墙壁上张贴全省地图和“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红底黑字标语。“八仙桌”两张拼合，上铺军毯，桌上摆放一本本厚厚的油印《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及苏区闽赣两省委信》。简称 “中央长信”。红木高椅，围桌而设。桌上摆放着白色粗瓷茶具、烟碟和一个褐色竹编暖水瓶。
出席会议的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任弼时，28岁，坐在上首；会议由他主持。他的右手侧是来自后方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34岁；团中央书记顾作霖，24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共和国临时中央人民政府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26岁。任的左手侧是在前方的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毛泽东，41岁；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45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外交人民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26岁。
中央政治局常委、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央局前方全权代表和前方最高军事会议主席周恩来，34岁；当时他在前方指挥作战,是在会议半途参加的。此后的会议,便由周恩来主持。他是中央苏区的最高首长,有最后的决定权。红一方面军参谋长、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刘伯承列席会议，做记录，坐在左侧末位。
会议一开始，项英、任弼时、顾作霖、邓发就对毛泽东展开猛烈的批判，项英、顾作霖批的尤其起劲。他们严厉指责毛泽东犯了严重右倾保守错误，要求前方领导机构坚决执行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指令函。毛泽东根据敌强我弱的客观实际，坚持自己反对立即攻打中心城市，红军应灵活机动，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正确主张。毛泽东的态度引起中央局后方成员的强烈不满，他们对毛泽东展开更加猛烈的围攻，项英、顾作霖竟提出要毛泽东离开红军领导岗位。只有王稼祥挺身而出，坚决反对临阵换帅，强调指出“泽东的指挥，一再被战争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大敌当前，不可换将，指挥重任，非他莫属。”但王的意见不被多数与会者接受。周恩来鉴于毛泽东受到了教条主义者的围攻，在军中的地位难保，遂委婉地提出了他的建议。他说泽东在前方对战争是有利的，可以贡献很多意见，有利于军事指挥，为了保证国际路线的贯彻，我们可从两种办法选用：第一，由我来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同志仍留在前方助理；第二，由泽东同志负指挥全责，我负责监督计划的执行。周恩来的这个提议，是他苦思的变通之策，在他看来，毛泽东具有超乎寻常的军事才能，因而可对战役及全军的命运负责，对革命事业的成败及历史的进步与倒退负责，他真诚地力争毛主席留在红军的指挥位置上。可是，周恩来忽略了党内斗争的激烈性，他面对的是一部强大的左倾机器，故他的话一出口，立即遭到了项英、顾作霖等人的激烈反对。不仅仅如此，在他们的身后，还有年轻的中央领导人博古和强大的共产国际，周恩来只手难以回天。
这一切，使毛泽东蓦然明白了会议的目的，任何争辩都是一种形式，结论也早已确定，再有力的雄辩，再真诚地愿望，都只是徒然加剧会议的激烈，直至剥夺他的军权为止。
一旦明白这点，毛主席平时微躬的腰板挺得笔直，对这些脱离实践只会背诵教条而又自以为是的人充满着反感与鄙视。他平静地说：大家说了很多，我也说几句。所谓天下理无常是，事无常非。先日所用，今或弃之；今之所弃，后或用之。是为道理，也算一种辩证法。此语一出，举座静默。没文化的项英听不懂这种之乎者也的表述，急急忙忙在笔记本上划了几笔，扯下来递给坐在旁边的顾作霖，顾作霖也不大明白，瞟了一眼，见是潦潦草草几个字：毛说的是啥意思？他又把纸条递给了任弼时。任弼时是听懂了的，他准确地进行了译解：这里引用了老子的原话，意思是：天下没有永远正确的道理，也没有永远错误的事情。先前认为好的，今天认为不好放弃了；今天认为错的放弃了，明天又可能当成对的拿来再用。
顾作霖看了这译条后，立即在后面加了一句：这是拒不承认错误的表现！之后传给项英，项英加了一句：而且准备东山再起，日后反扑。毛主席看着他们把纸条递来递去，心下了然，忽然悟到知不可为而不为乃明敏洞达之举，急流勇退未必是坏事，他退意顿生，缓缓站起来说：既然大家认为我犯有严重错误，我恭候中央的处理；既然我得不到中央局的信任，我留在前方不再合适。我现在身体不适，痰中带有血丝，时常低烧，我向中央局请一个时期的病假，至于回不回前方，我服从组织的决定。在这里，毛主席的病是一种真实，但更是无奈的托词。从此毛泽东离开了他擅长的军事指挥岗位。红军和中央根据地遭受灭顶之灾。后来，顾作霖在残酷的战争实践中，逐步认识到毛泽东军事路线的正确，他对自己在宁都会议上的错误行为，感到非常懊悔。他在上前线前，专门向毛泽东表示歉意，得到毛泽东的宽慰。顾作霖还对左倾领导人博古说：我们真的太幼稚了，我们真的离不开他呀，如果可能，我愿用自己的生命，换回毛泽东军事路线的实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