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第二章 第二位总政治部主任 毛泽东（15）

三十一、社会主义事业的艰难探索

在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是前所未有的事业，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进行了艰难的探索。既取得了巨大成就，也存在很大挫折。

1、大跃进运动。1957年9月，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认为1956年对经济工作中过急情况的纠正是"反冒进"。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修正草案)》，这实际是农业"大跃进"的纲领。会后，全国大部分省、自治区召开党的各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积极准备掀起工农业生产的高潮。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争取在15年或者更短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会上通过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提出了一系列不切实际的任务和指标。会后，全国各条战线迅速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制定的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指标过高，提出1958年钢产量要在1957年535万吨的基础上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粮食产量1958年要比1957年增产80%，由3900亿斤达到7000亿斤左右，基本建设投资急剧膨胀，三年间，基建投资总额高达1006亿元，比一五计划时期基本建设总投资几乎高出一倍。积累率突然猛增，三年间平均每年积累率高达39.1%。会议还决定在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在大跃进中，高指标、瞎指挥、虚报风、浮夸风、盛行，各地纷纷提出工业大跃进和农业大跃进的不切实际的目标，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在农业上，提出"以粮为纲"，不断宣传"高产卫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粮食亩产量层层拔高。在工业上，为实现全年钢产量1070万吨的指标，全国几千万人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并且"以钢为纲"，带动了其它行业的"大跃进"。交通、邮电、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也都开展"全民大办"，把"大跃进"运动推向了高潮。由于硬要完成那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必然导致瞎指挥盛行，"共产风"、浮夸风泛滥，广大群众生活遇到了严重的困难。

毛泽东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曾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察觉到的错误。但庐山会议后期，由于对彭德怀等人的错误批判，在全党开展了"反右倾"的斗争，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再加上三年严重的自然灾害和苏联逼债等因素，广大群众生活遇到了严重的困难。部分地区出现人口非正常死亡。国民经济遭受重大损失。

2、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探索-文化大革命。

1960年代中期，毛泽东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只有采取断然措施，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才能揭露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把所谓被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这场“大革命”之所以冠以“文化”二字，是因为它是由文化领域的“批判”引发。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是引发“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中共中央1966年5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两个会议先后通过的《中共中央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和《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以及对中央领导机构的改组，使“左”的方针占据了主导地位。从此，开始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

文化大革命”历经从发动到1969年4月中共九大、从九大到1973年8月中共十大、从十大到1976年10月结束这样三个阶段。由于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的威望达到高峰，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极度膨胀，加上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严重忽视民主化、法制化的要求，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这就使为人民敬重的领袖所犯的错误难以受到限制，也使林彪、江青这些野心分子能够得势横行。中共九大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中央的地位，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1971年9月林彪事件的发生，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但中共十大仍然继续九大的“左”倾错误，并且使江青集团的势力进一步得到加强。毛泽东对江青等人保持警惕，始终不让他们掌握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权。

1976年9月毛泽东同志逝世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同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四人帮”，从而终止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左”倾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是，这些错误终究是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所犯的。“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走了大的弯路。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和人民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虽然艰难曲折，但一直都没有停止过。正因为如此，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在这十年中，我国国民经济仍然取得了进展。周恩来总理在四届人大政府报告指出：我国既无内债，又无外债，已成为初步繁荣昌盛、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国家。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

当然，这一切绝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 

三十二、开启中美关系大门

1970年10月1号，毛泽东主席把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夫妇请上天安门，并让他们站在自己身边。与他们亲切交谈，一同分享中国人民国庆的欢乐。

              

在当时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与美帝国主义相互敌视、谩骂了二十几年中，这个举动的确非同寻常，也只有毛主席能这么干，换任何一个人都是无法想象的。毛泽东说：“醉翁之意不在酒。我先放个试探气球，触动触动美国的感觉神经。”

毛泽东决心改变中美关系，使中国在不利于自己的世界环境中争取主动，发展自己。

1970年12月18日，毛主席又与斯诺进行了一次长谈。毛泽东对斯诺讲：“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总而言之都行。”最后他又风趣地加了一句：“我和尼克松吊膀子，要找红娘啊。

主席说：“在我的试探气球放过以后，我还要创造条件，我现在就是在搞火力侦察，这一排子弹放出去，对方会呆不住的。”

主席说的“火力侦察”是指如何突破中美关系的僵局。因为二十几年来两国的关系已经僵到极点。毛主席有时喜欢把自己的用意通过同外国人在谈笑中用他们的嘴传出去。

一年以后，也就是1971年3月21号，毛主席决定派出的我国乒乓球代表团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于28号开始的世界第三十一届乒乓球锦标赛。3月21号这一天，毛泽东像着了魔似的躺在床上三四个小时睡不着。他不停催要各种相关信息，密切关注名古屋乒乓球锦标赛的情况。毛泽东说：“这件事事关重大，非同一般呀!这是在火力侦察以后，我要争取主动，选择有利时机。让人们看看中国人不是铁板一块。”这次派出的球队是来第一次在世界上露面。

果然，缺席六年后的中国乒乓球队重返世界乒坛，立即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关注。

4月4号，美国队3号选手格伦·科恩去场馆练球，出来之后找不到车，结果上了中国队的汽车。

科恩吃惊地看着一车中国人有些尴尬地说：“我知道我的帽子、头发、衣服让人看了好笑。”科恩是个嬉皮士，留着长发。中国乒乓球队队员庄则栋站起来说：“我们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直是友好的，今天你来我们车上，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我代表同行的中国运动员欢迎你。为表达感情，我送给你一件礼物。”

               

于是庄则栋把一尺多长的杭州织锦送给了科恩。科恩也非常高兴，想回赠什么，可发现什么也没带。那时候中美关系十分僵，双方都处于敌对状态，庄则栋的举动可以说是相当勇敢的。

就这么一条花絮，毛主席听了这么一条花絮后眼睛一亮，他脸上带着满意的笑容说：“这个庄则栋不但球打的好，还会办外交。此人有点政治头脑。” 庄则栋这件事办到了毛主席的心坎上。

4月6号这一天，世乒赛就要结束了。毛泽东果断决策，邀请美国乒乓球访华。中南海护士长吴旭君回忆道：那天，毛主席递给我一份文件让我看。这是一份由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联合起草的“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文件上周总理已经圈阅，并批了：“拟同意”三个字和一些批语。毛主席在自己的名字上也亲自划了圈。这说明大局已定，意见一致，不邀请美国队访华。主席要我立即把文件退给外交部办理。

那天，我的直觉告诉我主席总是有些心事。文件退走后的当天晚上，主席提前吃了安眠药要睡觉。晚上十一点多，我和张玉凤陪主席吃饭。吃完饭时，由于安眠药的作用他已经睏极了，趴在桌子上似乎要昏昏睡去。

但他突然说话了，嘟嘟哝哝的，我听了半天才听清他要我给王海容打电话(王海容当时是外交部副部长)，声音低沉、含糊地说：“邀请美国队访华。”如果是平时跟他不熟悉的人是根本听不懂的。

我一下子愣了。我想，这跟白天退走的批件意思正相反呀!再说，还有十几分钟就到4月7日凌晨，世乒赛已经结束了。说不定外交部早已把意思传给美国人，人家已经回国了。假如我按主席现在说的办，显然与已批的文件精神不符合，完全有可能会办错。

主席平时曾交待过，即：他“吃过安眠药以后讲的话不算数。”现在他说的算不算数？我当时很为难，去也不是，不去也不行。你想，假如我把主席的意思传错了，人家美国队真来了，怎么办？

更糟糕的是第二天主席醒过来说我没说那这么办，那还了得？我岂不是“假传圣旨”？可一想到这些天他苦苦思索中美关系，关注世界对我们派团的反应，又觉得很有可能他在最后一刻作出了新决定。我如果不办，误了时机那还了得？怎么区别？怎么办？我又无人再请示，又不能说“主席，你给我写个字据，免得你不承认”。

当时，也没录音机，再说，即使有录音机，谁敢录音呀!请与不请，只有一字之差，办对了是应该的，办错了，后果不堪设想。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我必须证实主席现在是不是清醒，怎么证实呢？我得想办法让他再主动讲话。

当时，主席坐在床边上，两手重叠趴在胸前的饭桌上，头枕在胳膊上，我坐在主席的对面。张玉凤坐在他的左边。

                         毛泽东与吴旭君

我决心冒一次险。我故意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吃饭，同时观察他到底清醒不清醒。过了一小会儿，主席抬起头来使劲睁开眼睛对我说：“小吴，你还坐在那里吃呀，我让你办的事你怎么不去办？”　

主席平时一般都叫我“护士长”，只有谈正经事或十分严肃时才叫我“小吴”。

我故意大声地问：“主席，你刚才和我说什么呀？我尽顾吃饭了没听清楚，你再说一遍。”

于是，他又一字一句，断断续续、慢吞吞地把刚才讲的话又重复了一遍。我还是不太放心，反问他：“主席，白天退给外交部的文件不是已经办完了吗？你亲自圈阅的，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了，怎么现在又提出邀请呢？你都吃过安眠药了，你说的话算数吗？”我急着追问。

主席向我一挥手说：“算!赶快办，要来不及了。”听了这话我可真急了，拔腿就往值班室跑，去给王海容打电话。电话通了，我把主席的决定告诉了她。她听完之后也急了，在电话里大声喊道：“护士长，白天你们退给外交部的批件我们都看了，主席是划了圈的，怎么到晚上又变了呢？”

“就是变了!”“他吃过安眠药，这话算不算数？”“算。”我肯定地说。“你怎么证明真算数？”“我又反复问过了，赶快办，要不然来不及了。”我也冲着电话大声嚷。时间马上就到午夜十二点了。

“唉呀!现在都快十二点了，说不定有些国家已经提前走了，美国队走没走我还不知道呢，得赶快想办法抓住他们。我马上办!”

天晓得!可怜的王海容那一夜会忙成什么样子。

通完电话，我赶紧跑回去，只见主席仍坐在饭桌前，硬撑着身体。张玉凤扶着他。见我进来，主席抬起头看着我在等待。我把刚才的情况向主席作了汇报，听完以后他点头表示：“好，就这样。”然后，他才上床躺下。这消息好像比安眠药还灵。

第二天主席醒后刚一按电铃，我迫不及待地大跨步第一个跑进他卧室去，要和他核对这件事。我真怕他说：“我不知道，我什么也没说。”“主席，昨晚你叫我办的事你还记得吗？”我问。“记得清清楚楚。”“你说清清楚楚指的是什么？”

“你瞧你紧张的样子!”主席并不着急。“你快说呀!”“当然是邀请美国队访华喽。”听到这句话我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膨胀了一夜的脑子都快炸了，这时才松了下来。

我对主席笑着说：“唉，主席，你可真行。你的决定突然转了个180度。你睡了一个好觉，吓得我一夜都没睡。”

主席咯咯地笑出了声。他说：“你这个人呀，已经为中国办了件大事可是你自己还不知道呢。”

毛主席确实为中国人民、为中美两国人民办了一件特别重要的大事。

毛主席事后曾说：“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我是从大局考虑的。这是中美两国人民的心愿。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是势不可挡的。你看庄则栋与科恩的接触极其自然。他们之间没有往事的纠葛，不存在什么恩恩怨怨的问题。即使有某种顾虑和猜疑也是长期以来人为的。

中国人，中国共产党人到底是不是象人们所宣传的三头六臂、青面獠牙那样凶神恶杀，可以请他们来看看嘛。不请，别人怎么好意思来啊!又没有外交关系。眼见为实嘛。年青人容易接受新事物，有一定的代表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到底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存在了二十多年，还是有吸引力的。

       周总理亲自接见来访的美国乒乓球队

４月１４号，周恩来总理亲自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欢迎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1971年6月21号，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双方随后发表的震惊世界的公告宣布：尼克松总统将访问中国。

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舞台上，谁能掌握主动权，谁就是强者。中国从来不让别人牵着鼻子走，在处理大国之间的关系上，毛主席不仅在战略上争取了主动，在战术上他也一次次赢得主动。

1968年，以美国头号反共人物著称的共和党尼克松登上了总统的“宝座”。

尼克松访华，也受到美国内反对派，特别是反共派的强大压力。有的外电评论，说尼克松是打着白旗到北京来的。毛泽东说，“我来给尼克松解解围。

１９７２年２月２１号，尼克松的专机抵达北京机场。

当天下午，毛泽东就会见了尼克松，并就中美关系和国际事务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并且毛泽东把预定15分钟延长到65分钟。毛泽东是想给美国的反共派看看，中国人办事是有理有情的。

               

在接见尼克松之前，毛泽东患了一场大病，接见当时是大病初愈，就在最近的十几天，他还躺在床上，很少下地活动。有关方面在与接见大厅只有一门之隔的地方准备了一切急救用品，处于“一级战备”状态。连强心剂都抽到了针管里，以防万一。

1972年２月２８号，中美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美方在公报中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上海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开始。

接见尼克松后，毛泽东曾高兴地说：“中美建交是一把钥匙，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毛泽东亲自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

１９７９年１月１号，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