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政治部主任20
[ 2024-9-9 10:01:00 | By: 天山学人szr ]
 
第一部 第二章 第二位总政治部主任 毛泽东(14)
二十八、谁说鸡毛不能上天-领导农业合作化运动
农业合作化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各种互助合作的形式,把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体农业经济,改造为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农业合作经济的过程。这一社会变革过程,亦称农业集体化。
      
1949年10月至1953年,以办互助组为主,同时试办初级形式的农业合作社。1951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并以草案的形式发给各地党委试行。此后,各地党委加强了领导,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取得了较大的发展。
到1952年底,全国农业互助合作组织发展到830余万个,参加的农户达到全国总农户的40%,其中,各地还个别试办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社)3600余个。
1952年冬至1953年春,在发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中出现了急躁冒进倾向。为纠正这种倾向,中共中央于1953年3月8日发出了《关于缩减农业增产和互助合作五年计划的指示》,又于3月26日发表了《关于春耕生产给各级党委的指示》,并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4月3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第一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阐述了"稳步前进"的方针。

10月15日、11月4日毛泽东两次同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谈话,提出互助合作运动是农村中一切工作的纲,是农村工作的主题,说"纠正急躁冒进"是一股风,吹倒了一些不应吹倒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两次谈话,有许多正确的意见,但也表现出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急于求成、贪多图大的思想。12月16日,中共中央公布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此后,农业合作社从试办进入发展时期。
1954年至1955年上半年,是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第二阶段,初级社在全国普遍建立和发展。1954年春,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9.5万个,参加农户达170万户,大大超过了中央提出的数字。4月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第二次农村工作会议。会议分析了互助合作运动的形势,指出农村将相继出现一个社会主义革命高涨的局面。为了吸引更多的农民入社,国家从各方面大力支援农业生产合作社。到同年秋,全国新建农业生产合作社13万多个,加上原有的共22.5万多个。
1954年10月,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了全国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决定到1955年春耕以前,将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60万个。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这次会议的报告。到1955年4月,合作社发展到67万个。由于发展速度过猛,不少地方又出现了强迫命令、违反自愿互利原则的现象。中共中央在1955年初发现了上述问题,发出了一系列通知和采取措施纠正偏差。1月10日,中央发出《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合作社的通知》,要求各地停止发展,集中力量进行巩固,在少数地区进行收缩。3月上旬,毛泽东提出了"停、缩、发"的三字方针,即根据不同地区的情况,停止发展、实行收缩和适当发展。为了贯彻三字方针,农村工作部于4月下旬召开了全国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总结经验,布置工作,提出要求。到1955年7月,全国原有67万个合作社,经过整顿,巩固下来的有65万个。
1955年5月17日,中共中央召开华东区、中南区和河北、天津、北京等15个省市委书记会议。根据毛泽东原来的提议,会议提出1956年发展到100万个社的意见。6月中旬,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批准了关于到1956年合作社发展到100万个的计划。不久,毛泽东从南方考察回来,主张修改计划, 加速发展。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不赞成改变计划,认为合作化运动应与工业化速度发展相适应,不宜发展过快。毛泽东认为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思想右倾。
1955年下半年至1956年底,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第三个阶段,也是农业合作化运动迅猛发展时期。1955年7月31日,中共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对党的农业合作化的理论和政策作了系统阐述,并对合作化的速度提出新的要求。报告还严厉批评了邓子恢等人的"右倾"。10月4日至1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要求到1958年春在全国大多数地方基本上普及初级农业生产合作,实现半社会主义合作化。会后,农业合作化运动急速发展,仅3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在全国基本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到1956年底,参加初级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96.3%,参加高级社的达到农户总数的87.8%,基本上实现了完全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由农民个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转变。
毛泽东引导、推动农民的集体化,旨在改变中国农村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他为这种集体化规定了多重目标,主要包括:发挥集体的合力效应,改变农业发展的恶劣条件,尤其通过治水、拓荒和改土等措施,优化中国的农业生产条件;通过集体的规制,推广农业“八字宪法”,改良耕种技术,有效地实施精耕细作;发挥集体经济应有的分工协作优势,让部分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开展多种经营,发展农村工业企业,为农村创造“在地工业化”和“在地城镇化”的条件;以集体经济为基础,逐步发展农村的文化、卫生和其他社会事业,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促进农民生活方式的现代化等。
历史事实证明,毛泽东领导农业合作化实践的积极效果是不容抹杀的。借助集体化的组织形式,在政府投资不多的条件下,新中国农民主要通过劳动积累的方式,完成了宏大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程。其中修建水库8.6万座、塘坝619万座,这批水利设施不仅使全国灌溉面积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2.1亿亩提高到7亿亩,而且成为农业持续发展尤其是粮食增产的重要保证。我国以世界7%的耕地养活世界22%的人口,为工业化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它借助集体的形式和经济的发展,使农村扫盲工作取得长足发展,农民通过合作医疗得到基本医疗保障。
二十九、领导完成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即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的对于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把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任务。
1953年8月毛泽东同志在一个批示中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应该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1954年3月4日,中共中央批准下发《关于有步骤的将有十个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
1955年,全国掀起农业合作化的高潮。第二年,90%以上的农户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与此同时,90%以上的手工业者也参加了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在农业合作化高潮的推动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迅速展开。
全国工商联执委会大会会场。
1955年11月,全国工商联执委会召开会议,学习毛泽东讲话,并号召全国私营工商业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在这个改造过程中,我国实行了“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从以加工订货为主逐步向公私合营过渡。1956年初,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出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浪潮,并迅速席卷整个中国。
到1956年底,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上海举行欢庆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集会和游行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公有制形成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从此,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建立起来,我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20世纪中国的一次历史性巨变。
三十、决策发展两弹一星
毛泽东作为大战略家,从原子弹一出现就给予了高度关注。
1954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对前来中国参加国庆五周年庆典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说:“我们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今天想同你们商量,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对我们有所帮助,使我们有所建树,总之我们也想搞这项工业。”赫鲁晓夫听罢一脸不以为然,他说:“搞那个东西太费钱了,我们这个大家庭有了保护伞就行了,无须大家都来搞它。”赫鲁晓夫的话即充满了不屑。最后,他只同意帮助中国造一个研究用的小型原子堆,并提出让中国派人去苏联学习相关技术。
赫鲁晓夫的态度令毛泽东深深感到,如果依赖“老大哥”的核保护,到头来只会受制于人,而苏联所说的“核保护伞”,无疑是对兄弟国家施加压力的工具。这样一来,中国的核事业不仅要面对帝国主义的封锁,也面临着苏联的限制。
一贯坚持独立自主的毛泽东,于1955年1月15日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专门听取了地理学家李四光、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关于中国原子能科学现状,贫矿资源情况的汇报以及有关核反应堆、原子武器、原子能和平用途的讲解,指出:“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并当即拍板决定着手发展我国的原子能事业,研制核武器,作出了研制核武器的战略决策。毛泽东说:“我们要不要搞原子弹啊,我的意见是中国也要搞,但是我们不先进攻别人。别人要欺负我们,进攻我们,我们要防御,我们要反击。因为我们一向的方针是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不是消极防御的。”
1956年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进一步指出:“我们现在还没有原子弹。但是,过去我们也没有飞机和大炮,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此后,毛泽东又确定了“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发展核武器、导弹事业的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中国既努力争取苏联的帮助,引进“两弹”技术,少走弯路,又强调做好“消化、吸收”工作,从培养人才、建立工业基础设施等方面扎实起步。
在苏联的援助下,中国于1958年建成了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这一年,成立了以万毅为部长的国防部第五部,负责领导特种部队的组建工作;成立了以聂荣臻为主任的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负责统一领导国防科学技术研究工作,不久国防部第五部合并到国防科委。
1958年6月21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会议上讲话说:“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10年功夫完全可能。”
1959年6月,苏联终止合同,随后撤走了专家。毛泽东毅然决定: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造出原子弹。他明确指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中央把原子弹工程定名为“596工程”,要造“争气弹”。
三年困难时期,有人要把核武器研制工程下马,毛泽东坚决顶住。他提出国防尖端技术仍要坚决“上马”。
为了加强对“两弹一星核潜艇”研制的领导,1962年11月,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专门委员会,具体负责尖端武器研制工程。经过千百次试验,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于1964年秋研制出来了,但进行试验却要冒很大的风险,因美国多次发出要打击中国核基地的威胁。为此,中央专委提出了发展技术暂不试验、不怕威胁尽早试验的两套方案。毛泽东一锤定音:“要尽早试验。”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7个月,中国又成功地进行了飞机空投原子弹空爆试验,有了可以使用的核武器。
1965年1月23日,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提出:“敌人有的我们要有,敌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随着氢弹研制的关键难题的攻破,氢弹按照于敏新的理论方案进行了设计研制,1967年6月17日8时20分,中国的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成为全世界第四个掌握氢弹技术的国家。
         
               毛泽东接见钱学森
1955年,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从美国回国后,毛泽东在菊香书屋接见了他,刚一见面,毛泽东就紧紧握住有点拘谨和紧张的钱学森的双手说:“盼了你好久啰,我们的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和火箭专家!”接下来毛泽东虚心地听取了钱学森在科学研究方面的意见。
1955年,中央作出在中国建立和发展导弹事业的决定,随即成立了以聂荣臻为主任的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并组建了导弹科研、设计和生产机构。

1960年2月,中央军委确定的“两弹(导弹、原子弹)为主,导弹第一”的方针得到毛泽东认可,导弹研制进入快车道。1960年11月5日,第一枚地对地近程导弹“东风1号”发射成功。1964年6—7月,中国连续成功地发射了3枚中程运载火箭。为在原子弹研制成功后就能实现导弹与原子弹结合,组成有实战价值的核武器,9月,成立了由钱学森领导的“两弹结合”方案论证小组。1965年5月14日空投核弹的成功,使导弹核武器的研制工作迈进了一大步。1966年9月,“两弹结合”的试验准备工作就绪。27日上午 9点整,大漠上空闪现出一团耀眼的火光,中国自行设计研制的第一枚地地导弹“东风2号”,将核弹头从甘肃和内蒙交界的巴甘吉林沙漠打到了新疆的罗布泊,核弹头在靶标上空精确爆炸。“两弹结合”试验的成功,打破了国外敌对势力对中国“有弹无枪”的嘲笑。在此之前的7月1日,组建了地地战略导弹部队,并将其命名为第二炮兵。不但有枪有弹,而且有了实施战略核反击任务的新兵种。1970年中程和中远程导弹相继完成飞行试验,1971年洲际弹道导弹试验成功,1980年5月18日远程运载火箭全程飞行试验圆满成功,1988年9月15日巨浪-1潜地导弹由潜艇水下发射成功。中国的导弹形成完整系列,成为战场的“撒手锏”。
毛泽东一直关注着卫星研究工作的进展情况。1960年5月28日晚,毛泽东来到上海新技术展览会,躬身仔细察看T—7M探空火箭,1956年2月毛泽东和钱学森在宴会上得知飞行高度为8公里时,兴奋地说:“8公里也了不起呀!”“应该是8公里、20公里、200公里搞上去。”他鼓励大家为发射卫星做准备。
经过艰苦的努力,研制、发射探空火箭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攻克了一系列关键技术。1964年6月,中程地地导弹的试验成功,标志着已经具备了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能力,中央将第一颗人造卫星工程代号取为“651”工程(因1965年1月钱学森建议而命名)。考虑到人造卫星的国际政治影响,中国的第一颗卫星应该后来居上,比苏联、美国的第一颗卫星重量大、寿命长、技术新,还要“上得去,抓得住,听得见,看得见”。经过论证,决定以《东方红》音乐代替无线电呼号,命名为“东方红1号”。为了能看见它,在末级火箭上设置“观测裙”,使人们听到《东方红》乐曲的同时,还可以观察到卫星在太空运行时的轨迹。同年5月,中央批准了《关于研制发射人造卫星的方案报告》,拟于1970年或1971年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为进一步加强对人造卫星研制的组织领导,毛泽东批准了《关于国防科研体制改组方案的报告》,使国防科研方面的研究力量按专业方向和任务分工集中到有关研究院。1970年4月2日下午,周恩来听取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及其运载火箭情况的汇报。4月24日凌晨,毛泽东批准实施发射,当晚9点35分,随着一声“点火”的号令,“长征1号”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基地将“东方红1号”人造地球卫星送入太空。晚上10点,国防科委指挥报告:卫星、火箭分离正常,卫星入轨了!

  毛泽东决策研制“两弹一星”,取得成功。有了“两弹一星”的中国,国际威望空前提高。如邓小平所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中国成功试爆原子弹后,郑重承诺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就不但威慑了帝国主义,而且赢得了世界人民,鼓舞了世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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