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第二章 第二位总政治部主任 毛泽东（13）
二十四、领导土改运动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领导解放区人民开展土地改革。在民主革命中，共产党在北方解放区领导的土地改革，都不同程度地发生过过火行为。许多地方的土改，发生了全部杀死地主，全部没收地主土地和财产的情况。对待富农，也实行与地主同样的政策。出现了“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的情况。北方某些农村在土改时，地主、富农被严刑拷打，有的地主、富农只好自己上吊或者投井。有的地方，不但地主、富农的土地被全部没收平分，连地主、富农的小老婆也被“平分”。
中共中央及时发现并采取了有力措施，纠正了这些情况。但在如何对待富农的问题上，中共中央内部出现了分歧。有的人认为，要把地主和富农区分开来，暂时不要动富农多余的财产；有的人则认为，富农也是农村中的剥削者，土改中完全可以动富农。
毛泽东是主张把地主和富农加以区别的。1946年，中共中央发出《五四指示》，提出不动富农的土地和财产，纠正了乱杀地主、斗争富农等情况。1948年１ 月 中 旬 修 改 任 弼 时 一 月 十 二 日 在 西 北 野 战 军 前 委 扩 大 会 议 上 的 讲 话 《 土 地 改 革 中 的 几 个 问 题 》 ， 并 加 写 以 下 内 容 ： “ 我 们 必 须 按 照 实 际 情 形 去 划 分 阶 级 ， 进 行 土 改 ， 决 不 可 将 本 来 不 是 地 主 富 农 的 人 们 人 为 地 划 成 地 主 富 农 ， 错 误 地 扩 大 打 击 面 ， 打 乱 革 命 阵 线 ， 帮 助 敌 人 ， 孤 立 自 己 。 这 是 一 个 极 端 重 大 的 问 题 ， 必 须 引 起 全 党 同 志 的 注 意 。 ” “ 一 切 解 放 区 的 领 导 同 志 们 及 所 有 从 事 土 地 改 革 工 作 的 同 志 们 均 必 须 严 肃 地 检 查 这 个 划 成 分 的 问 题 ， 公 开 地 明 确 地 改 正 自 己 所 犯 的 错 误 。 哪 怕 只 是 划 错 了 一 个 人 ， 也 必 须 改 正 。 ” “ 这 些 侵 犯 中 农 利 益 ， 不 照 顾 中 农 ， 排 斥 中 农 的 倾 向 是 非 常 危 险 的 ， 是 一 种 反 马 列 主 义 的 极 端 的 ‘ 左 ’ 倾 冒 险 主 义 倾 向 。 ” “ 无 论 如 何 ， 只 应 该 把 打 击 面 放 在 真 正 的 封 建 剥 削 阶 级 的 范 围 以 内 ， 绝 对 不 许 可 超出 这 个 范 围 。 在 人 民 解 放 军 所 到 的 原 先 是 国 民 党 统 治 的 地 方 ， 打 击 面 还 要 缩 小 些 。 在 那 里 ， 首 先 只 打 击 大 地 主 、 豪 绅 、 恶 霸 ， 地 主 武 装 ， 保 甲 制 度 ， 特 务 分 子 ， 依 照 战 争 胜 利 和 根 据 地 巩 固 的 情 况 ， 依 照 群 众 的 觉 悟 程 度 与 组 织 程 度 ， 逐 步 地 发 展 到 消 灭 全 部 封 建 制 度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着的一个重大任务，是领导亿万农民、特别是新解放区的农民实行土地改革。这是一项关系到新中国政权能否稳固的重大举措。如果土地改革失败了，刚刚建立的新中国就会失去亿万农民支持，工农联盟就会解体，新中国人民政权就会垮台。新中国建立之后的土改如此重要，毛泽东决定亲自领导这次土改。
毛泽东在开国之初就下决心：要进行土地改革，使农民真正翻身做主人；新解放区的三亿一千万农村人口，要用三年时间完成土改，废除封建土地制度。为了统一各阶层的认识，顺利完成土改任务，毛泽东强调：工人阶级应当积极地帮助农民进行土地改革，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也应当赞助这种改革，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更应当采取这种态度。他还说过这样的话：战争和土改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时期内考验中国一切人、一切党派的两个“关”。战争“关”已经过来了，现在我们要过土改这一“关”。
而动员长期在封建统治下的农民起来搞土改，工作也是艰巨的。过去在东北农民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自己管自己的事，自己过自己的日子，操别人的心干啥。”“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就是‘老汗王进北京’，心满意足了，什么也不管了。”从这两句话中可以看出，农民具有分散性，他们往往先考虑的是个人利益，过个人的小日子，不愿意管其他人的事。共产党要把农民组织起来搞土改，并不容易。
在土地改革中，毛泽东主张反对过火行为。毛泽东对农村情况进行了大致分析，他认为，建国后我们进行的土改，斗争的对象是地主阶级，依靠的力量是贫雇农，团结的对象是中农，同时也要团结富农。毛泽东认为，中国的富农有自己的特点。富农是存在半封建的剥削性质，但同时又有些资产阶级经营方式。中国的富农人数不多，在农业经济中不占重要地位，但对富农实行什么政策，却对农村中的中农影响极大。同时，富农又与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对待富农的政策过火，就可能影响到我们团结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
毛泽东反复仔细修改土地改革法草案。1950年6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6月30日，经毛泽东主席发布命令公布实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公布后，一场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在全国各新解放区展开。在开展土改过程中，毛泽东强调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同时强调要谨慎，注意掌握政策界限，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加强领导，随时了解情况，要使土改有步骤地进行。
毛泽东实事求是把自己家的成分定为富农。
到1953年春，全国除少数民族地区外，基本实现了土地改革，有三亿多无地或者少地的农民无偿获得七亿亩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这次土改，彻底推翻了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制度，解放了生产力，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村中一些腐朽落后的东西也逐渐消失，使中国古老农村焕发了生机。这次土改，也为此后新中国的农业合作化打下了基础。
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到新中国建立后，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才真正变成了现实。
二十五、领导和发动镇反运动，保卫新生人民政权。
1950年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虽被推翻了，但在大陆的残余反革命势力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旨在颠覆新政权的活动。他们采取“长期埋伏，待机而动，重点破坏，进行暗害，武装袭扰”的策略同人民政府对抗。据当时的不完全统计，1950年在广大新解放区，有近4万干部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被反革命分子残杀。
党、政府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也成了这些反动势力磨刀霍霍的目标。台湾国民党的保密局在那段时间不断向大陆各大城市派遣行动组和所谓“精干勇敢行动人员”搞暗杀。例如，特务陕站行动组企图刺杀彭德怀、贺龙、甘泗淇等。号称“行动能手”“百发百中、无刺不成”的特务刘全德潜入上海，以陈毅、潘汉年等为暗杀目标。潜入广州的一支“突击小组”也叫嚷要“干掉”市长叶剑英。台湾派出的北京行动组专门行刺毛泽东、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访苏归来，特务阴谋在铁路上安置炸弹，炸毁专列。他们还企图制造更加惊人的政治事件，准备在1950年国庆节庆典时用迫击炮轰击天安门检阅台，好在这个重大阴谋案在实施的前几天被我公安机关破获，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反革命势力的猖狂活动说明，如果不在全国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特别是剿灭武装土匪，人民政权就不能巩固，恢复社会秩序、恢复经济的工作就无法进行，人民群众就不会有安全感。针对这种情况，195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依据《共同纲领》的有关条款，发布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要求“对于这些反革命活动，各地必须给以严厉的及时的镇压，决不能过分宽容，让其猖獗”，
随着镇反工作取得一定的成绩，某些干部开始滋长麻痹轻敌思想，片面理解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对罪大恶极、怙恶不悛的反革命分子采取过于宽大的做法，在工作中发生了右的偏向，以致于引起了广大群众的普遍的不满，给人民群众和社会造成了相当大的、意想不到的危害，严重影响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建设。
朝鲜战争的爆发更是使那些反革命分子纷纷急不可耐地跳出来，气焰十分嚣张。在东北地区，从1950年7月12日到8月11日，反革命分子在铁路线上制造了大小行车事故154起。武汉反革命分子公开在民众乐园散发传单，煽动监狱犯人暴动。皖北地区6月有土匪2000余人，到8月猛增至6000余人。有些地方，乡村干部、农会干部全家被土匪杀害，为解放军运输军需粮草的民工也整队被杀。许多豪绅地主乘机反攻倒算，从7月至11月，全国反攻倒算事件达1017起。北京市电车公司工人突击制造的50多辆电车，全部被特务分子纵火烧毁。不少地方，原来已经投案自首的反革命分子，又在蠢蠢欲动。
为了尽快扭转对反革命分子镇压不够及时、不够有力的局面，1950年7 月23日，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布了《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指示》，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必须遵照《共同纲领》的规定，对一切反革命活动采取严厉的及时的镇压”。
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即“双十指示”——引者注），要求各级党委坚决纠正在前一段时间和一些地区曾经存在的对反革命分子‘宽大无边’的偏向，全面执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对罪大恶极、怙恶不悛的反革命分子坚决镇压。从12月开始，全国大张旗鼓地开展一场镇压反革命运动。
毛泽东直接领导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镇反运动, 毛泽东确定镇反运动采取群众路线的方法，即在单位的领导下，实行全党动员、群众动员，公安、司法机关同广大群众相结合，并且吸收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参加。同时，要求严格地审查捕人和杀人的名单，注意各个阶段的斗争策略，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坚决反对草率主义的偏向。毛泽东特别提出了‘稳、准、狠’的镇反工作方针：‘所谓打得稳，就是要注意策略。打得准，就是不要杀错。打得狠，就是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不应杀者，当然不杀）。
毛泽东十分注意政策，他在1951年5月8日代中共中央拟定《关于对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应大部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政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笔者注），强调“这个政策是一个慎重的政策，可以避免犯错误”。这种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以观后效的政策，是新中国在司法上的一个创举，具有深远的意义。这个《决定》提出了“保全十分之八九的死罪分子不杀”的政策要求。还要求对于应该执行死刑的极少数人，“一律要报请大行政区或大军区批准，有关统一战线的重要分子，须报请中央批准。”（《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256、257页。）“这项慎重的社会政策，有利于获得众多社会人士的同情，分化反革命势力，以达到肃清反革命分子的目的。”（《九十年》第287页）
从一九五一年五月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实行谨慎收缩的方针，集中力量处理积案。为实行这一方针而采取的首要措施，是收回原来下放给下级的捕人批准权和杀人批准权。”
“为实行谨慎收缩方针而采取的另一重大措施，是对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大部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政策。”
“毛泽东创造‘死缓’这个在古今中外的法典里，找不出的一种刑名。“毛泽东上述两项重大而有力的措施的提出，从根本上防止和纠正了镇反高潮中曾在一些地方发生的乱捕乱杀的‘左’的偏向，从而保证镇反运动的健康发展。
至1951年10月底，全国镇反运动基本结束。通过镇反运动，基本上清除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的残余势力，以及长期危害人民和社会安定的各种匪患与黑社会势力，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为建设新中国奠定了基础。
全国社会治安情况大为好转。为抗美援朝的胜利进行，土地改革运动的顺利开展，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大规模经济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1950年全国刑事案件发生率占人口的0.09%，1951年下降为0.059%，1952年再下降为0.042%，1953年是0.05%。很多地区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安定时期。
二十六、领导三反运动。
1951年11月毛泽东亲自领导和部署了三反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11月，毛泽东接到东北局书记高岗的《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该报告在总结东北地区增产节约运动取得的成绩后（增产节约运动是毛泽东首先倡导的，目的是开辟财源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列举了在运动中揭发出来的一些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行为。
毛泽东深感事情的严重性。他立刻想到，这里反映出来的决不只是东北一个地区的问题，完全有可能是全国性的问题。
11月20日，毛泽东为转发高岗的这个报告，起草中共中央发至省级党政军组织和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党组的批语，指出：
“中央认为这个报告是正确的。请你们重视这个报告中所述的各项经验，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在展开这个运动和这些斗争之后，每一部门都要派出必要的检查组检查所属的情况，总结经验，向上级和中央作报告。”
这表明，毛泽东已经下了决心，要通过“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惩治和克服党内已经滋生起来的腐败现象。
12月1日，毛泽东为印发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起草给中央和军委各部门首长，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各中央分局并转各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并省军区党委，志愿军党委的通知，要求他们遵照执行。毛泽东对决定草案作了三次重要修改，加写和大部改写很多内容，例如：
“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一九四九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
毛泽东还特别提出：
“为着有力地彻底地消灭贪污现象、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现象，必须奖励那些不贪污、不浪费和毫无官僚主义习气的模范的单位和人物，从这些单位和人物与那些贪污者、浪费者和官僚主义者之间划出明显的界限来。”
从这时开始，毛泽东为指导“三反”运动，为党中央起草了许多文件，批转了大量的报告，写了众多的指示、批语和书信。据统计，收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就达50件；收入《文稿》第三册的达183件。
在毛泽东的亲自部署下，新中国的第一次反腐败运动，就在全国迅速开展起来。
为了使“三反”运动尽快取得实效，为经济建设创造尽可能好的条件，毛泽东一方面对一般的贪污分子，尽可能地从宽处理，甚至不划为贪污分子，把绝大多数的人尽快解脱出来，以利于团结和教育更多的人；另一方面，他在1月22日提出“注意打大老虎”。1月23日又批示要将注意力转向搜寻“大老虎”。1月25日在谈话中说“打‘老虎’要彻底”。
关于“打老虎”，毛泽东对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的处理，至今还被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所称道。特别是毛泽东叫薄一波转述回复黄敬替刘张求情的态度鲜明的那段话，很多人印象深刻：
“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1952年2月10日在保定市人民体育场举行公审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的大会，二人于当日被河北省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
1952年10月，中共中央批转了安子文关于结束“三反”运动的报告，“三反”斗争至此胜利结束。
据统计：“三反”运动共查出贪污1000万元（旧币）以上的有10万人，贪污的总金额达6万亿元。有关司法机关对有严重贪污行为的罪犯，判处有期徒刑的9942人，判处无期徒刑的67人，判处死刑的42人，判处死缓的9人。全国仅县处级以上干部，受到行政上撤职、撤职查办、逮捕法办3种处分者，共有4029人，其中省军级干部25人，地、师级干部576人，县处级干部3428人。
三反运动时间不到一年，但成效显著。不仅教育了大多数干部，挽救了犯错误同志，清除了党和国家干部队伍中贪污腐败分子，而且有力地抵制了旧社会遗留恶习的腐蚀，树立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朴素、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作风。
二十七、 领导五反运动
新中国成立初期，部分资本家为了牟取暴利，向国家机构内部派遣代理人，大肆进行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和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活动，严重地腐蚀了干部，破坏了抗美援朝和国家的经济建设。
为了打击不法资本家的破坏活动，毛主席亲自发动、领导了“五反”运动。1952年1月26日，毛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发出后，要求向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
2月上旬，"五反"运动首先在全国各大城市展开，并很快掀起了高潮。
上海大康药房反动资本家王康年，用投机手段骗取志愿军购药款3亿元，而且竟丧心病狂的把失效药品供应给正在浴血奋战的抗美援朝前线。他还先后用金钱、美女腐蚀了25个机关的65名国家干部。王康年大肆宣称：“大康就是干部思想改造所。凡来大康做生意的干部都可以得到改造。”结果，他被处以极刑。
在"五反"运动中，各地大张旗鼓地开展宣传活动，揭露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同时，进行调查情况，搜集材料，对私营工商业户分类排队，确定重点。各级政府抽调国家干部和工人、店员中积极分子组成"五反"工作队，进驻私营厂店，依靠工人，团结职员，争取和团结守法的资本家及其家庭，组成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包括守法资本家在内的"五反"统一战线，向不法的资本家开展面对面的说理斗争。在党的有关政策的震慑和教育下，在声势浩大的群众攻势下，大多数不法资本家坦白交待了自己的"五毒"行为。在运动中，中共中央及时地纠正了一些城市发生的逼供信等偏向，并对具体方针和政策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3月5日，毛泽东根据五反运动进展情况，适时地提出了在"五反"运动中对工商户处理的五条基本原则，即"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并根据有无违法行为和违法行为的轻重大小及违法性质的恶劣程度，把私营工商业户分别划分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五种类型，并指出不得采用肉刑逼供方法。当时上海最大的民族工商户荣毅仁，被划成完全守法户荣毅仁这个“标兵”一树，在上海以至全国各大城市都产生了积极影响，安定了人心。
1952年3月以后，"五反"运动转入定案处理阶段。根据对全国大城市工商户的审查和处理结果，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和半守法半违法户共占95%左右;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占5%。对于在运动高潮中曾经发生的扩大化问题，在定案处理中也基本上得到纠正。
1952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关于结束"五反"运动的报告，"五反"运动宣告胜利结束。"五反"运动是建国后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五反"运动的胜利，巩固了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在私营工商业中开始建立工人、店员监督生产和参与管理的制度，为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