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第二章 第二位总政治部主任 毛泽东（三）
四、创建新民学会
新民学会，是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根据《礼记》所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于1918年4月14日在长沙组织的进步团体，宗旨是“改造中国与世界”。
3月下旬的一天，毛泽东在岳麓山下周家台子蔡和森的家——“沩痴寄庐”，与同学们聚会，他向大家提出了创立一个“求友互助”正式“团体”的倡议。在这天的聚会中，毛泽东提议说，“国内的新思想和新文学已经发起了，旧伦理和旧文学，在诸人眼中，已一扫而空，顿觉静的生活和孤独的生活之非。”既然自己的品行要改造，学问要进步，求友互助之心早已“热切到十分”，现在应该有“一个翻转而为动的生活与团体的生活之追求”，何不搞一个正式团体，为大家的互助提供一个联系的桥梁和纽带呢？
此议一出，立刻“就得到大家的赞同了”。众人纷纷议论说，先生总是告诫大家要有一种奋斗的向上的人生观。为不负先生的殷殷之望，组织一个小团体，不是可以更好的奋斗向上吗？就这样，他们终于形成了一个共识，要“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
于是，毛泽东和蔡和森、萧子升等人就开始着手新学会的组织工作。要成立团体，首先需要搞一个章程，众人一致推举毛泽东起草新学会简章。
１ ９ １ ８ 年４ 月 １４ 日 出 席 在 长 沙 岳 麓 山 刘 家 台 子 蔡 和 森 家 召 开。参加新民学会建会大会的有：毛泽东(润之)、蔡林彬(和森)、萧旭东(子升)、萧植藩(子暲)、陈绍休(赞周)、罗璈阶(罗章龙)、邹彝鼎(鼎丞)、张昆弟(芝圃)、邹蕴真(泮芹)、周名弟(晓三)、陈书农(启民)、叶瑞龄(兆桢)、何瞻岵(何叔衡)、李维汉(和笙)。至同年八月，罗学瓒(云熙)、周世钊(惇之)、熊楚雄(瑾玎)、陈昌(章甫)、傅昌钰(海涛)、曾以鲁(星煌)、彭道良(则厚)等相继入会。会员增至二十余人。 大 会 通 过 由 毛 泽 东 、 邹 鼎
丞 起 草 的 新 民 学 会 会 章 。 会 章 规 定 ：学 会 宗 旨 是“ 革 新 学 术 ，砥砺 品 行 ，改 良 人 心 风 俗 ” 。
会 员 守 则 为“1、不虚伪 ；2、不懒惰 ；3、不浪费 ；4、不赌博 ；5、不狎妓。”
大家推毛泽东为总干事。他本是学会的发起人，组织者，但他谦虚，只同意做副干事。因此，会议推举萧子升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陈章甫任演讲部主任。
1918年6月，湖南一师因皖系军阀张敬汤部强占着校舍，只得提前放了假。就这样，毛泽东提前从一师毕业了，从而结束了他的学生时代。
1919年11月16日，新民学会部分会员在长沙周南女校合影。后排左四为毛泽东。
新民学会的会员都是湖南籍的知识青年，有70余人。因为不少会员在省城的社团中担任重要职务，为学会提供了动员的能力，使湖南在20年代前后的一系列活动具有全国的影响，这些活动包括:长沙的五四运动、1919年11月至次年6月成功地驱逐军阀张敬尧、1920年9月至12月湖南首倡的湘省自治运动以及组织湘籍青年前往法国勤工俭学。
新民学会孕育了一批共产主义者，除毛、蔡外，还有萧子升，何叔衡、罗章龙、李维汉、谢觉哉、向警予、杨开慧、蔡畅、夏曦、萧三、郭亮等。
"五·四"运动后，由于大多数会员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和劳工运动，思想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学会宗旨被修改为"改造中国与世界"。这是新民学会历史发展的一个转折。
新民学会热切地罗列值得研究的"问题"，并选择解决的"主义"。主要是由于蔡和森、毛泽东的影响，1920年中，新民学会确定自己的方针为"改造中国与世界"。
1921年1月1至3日，毛泽东、何叔衡等人邀集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开新年大会，讨论新民学会的共同目的及达到目的的方法等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对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进行了批判。毛泽东在会上重申学会的目的应为"改造中国与世界"，指出应采用"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去达成这个目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毛泽东主张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还主张建立一个布尔什维克式的党。会议赞同"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新民学会的宗旨，还通过了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等几项具体工作。
由于后来新民学会的许多会员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后，学会逐渐停止了活动。
五、任职北大图书馆、接触马克思主义
为了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应老师杨昌济的邀请，1918年8月15日，毛泽东和罗学瓒、萧子升、张昆弟、罗章龙、李维汉、陈赞周等25名新民学会会员离开湖南北上，19日来到北京。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
新民学会会员和其他青年都分散居住在湖南各县设在北京的会馆里，而身无分文的毛泽东只好到豆腐池9号杨怀中先生家中暂住。杨怀中先生一家人热情地接待了他。此时杨先生家条件也不好，只得在看门人住的一间小屋里为毛泽东加了一张床铺。几天后，为了方便交流，毛泽东与萧子升等8个人商量着搬到了一起，住在景山东街三眼井胡同吉安东巷7号。这是一个破旧的小院子，8人住在一间很小的房子里，一个大炕，大被同眠，挤得翻身都得先打招呼。到了北京后，毛泽东不停奔波着，几经联系，终于落实好同伴们勤工俭学事宜。毛泽东决定自己留在国内，潜心研究中国国情。
北京物价贵，生活不易。毛泽东需要在北京找个差事，有点收入，维持生活。于是，他请老师杨昌济帮忙。1918年9月，经杨昌济介绍、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书面推荐，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在图书馆为毛泽东谋了份图书管理员临时差事，主要负责管理第二阅览室的上海《申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北京《晨报》《京报》《国民公报》《顺天时报》、天津《大公报》、长沙《大公报》以及英文《北京导报》、日文《支那新报》等15种中外文报纸，登记阅览者姓名，月薪8块大洋。
毛泽东因工作关系，与李大钊朝夕相处。他在李大钊翻阅报纸的时候，或是在工作之余，时常向李大钊请教。李大钊的名气虽然很大，却为人谦和，与毛泽东也很谈得来，二人有时一谈就是一两个小时。正是在李大钊的影响下，毛泽东一边工作，一边认真的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
1918年10月，李大钊介绍毛泽东加入了“少年中国协会”。
1918年11月15日，北京大学在天安门前举办演讲会，到会的有数千人。毛泽东也专程赶来参加。李大钊穿着棉布长袍，昂首阔步登上讲台，发表了题目为《庶民的胜利》这一著名演说，台下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后来，毛泽东还阅读了李大钊发表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歌颂俄国十月革命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积极参加李大钊等人组织的各种新思潮研究活动，开始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所表现出来的不凡抱负、理想和才干，得到了李大钊的赞扬。他称赞毛泽东“是湖南学生青年的杰出领袖。”
这一时期，毛泽东经杨怀中先生介绍还认识了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陈独秀对社会问题的精辟见解，使毛泽东十分叹服。
毛泽东还利用在图书馆工作的有利条件，有选择地去旁听他所感兴趣的一些新派学者的课，去拜访结交一些校内名流。
有一次，毛泽东去听胡适教授的讲座，他趁着提问的机会斗胆写了一个条子传上去。胡适一看毛泽东的乡下穿着，而且还是一个是没有注册的学生，顿生不屑之色。这位一向激进而洒脱的教授，竟然拒绝回答毛泽东的问题。
傅斯年和罗家伦是北京大学学生中的风头人物。他们主编的《新潮》杂志，激烈地抨击封建文化，提倡“文学革命”，在青年中影响很大。毛泽东对他二人很感兴趣，便有意结识他们，可傅斯年、罗家伦却看不起这位来自湖南的“土里土气”的青年。
1936年，毛泽东和斯诺曾经谈到了他在北大图书馆期间的情况：
“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意同我往来。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试图同他们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土话。”
1919年１月２５日北大哲学研究会成立 。 毛泽东参加了哲学研究 会 ，并旁听北大的课程。
毛泽东在北大时，和邵飘萍、梁漱溟都有过一段交往。他听过《 京 报 》 社长邵飘萍的《新闻工作的理论与实践》课程 ，曾多次拜访邵 飘萍 ，
并得到邵在经济上的接济。
这时，来自湖南的赴法勤工俭学青年，有一部分被安排在长辛店铁路工厂的留法预备班里。毛泽东先后两次来到长辛店铁路机车车辆厂，看望在这里半工半读的青年们，接触众多的产业工人，对工厂进行了详细调查，了解工厂和工人的生产、生活状况，小到生产细节，大到工厂的规模、效益及职工工资。这是毛泽东有生以来第一次对大型现代产业工厂的深入解剖，对促使他向马克思主义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正当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如饥似渴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时候，突然接到了一封家书，说是母亲在3月初由于淋巴腺炎复发，病情日渐沉重，要他尽可能早些返湘。
毛泽东心里非常着急，立刻辞去北大图书馆的工作，准备赶回湖南为母亲治病。此时正好有一批湖南青年已经做好了赴法准备，于是他决定绕道上海，先送一送赴法同学，再回湖南去。毛泽东拜别恩师杨怀中先生一家。杨开慧得知心爱的人就要走了，自有一股难以言说的离别愁绪。她依依不舍地送毛泽东出了家门，嘱咐他要随时来信。
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同萧子升等先期赴法的湖南青年离开北京前往上海，3月15日，毛泽东参加了第一批赴法留学学生欢送会。
3月17日，第一批赴法学生乘坐邮轮启航，毛泽东到黄埔江码头为湖南青年送行。
3月29日，毛泽东参加了第二批赴法留学学生欢送会。
3月31日，毛泽东到黄浦江码头为湖南青年送行。
毛泽东送走了赴法留学的同学们们，立刻收拾好行囊，离开上海，踏上了归途，直奔长沙看望母亲。
六、主编《 湘 江 评 论 》
五四运动时期，全国传播新思潮的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至1919年7月，长沙出现了《岳麓周刊》《女界钟》等进步刊物，但影响都不是太大。湖南学生联合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创办《湘江评论》。毛泽东是湖南学生联合会文牍股干事，深得大家信任，被一致推举担任主编。
《湘江评论》是毛泽东创办并亲自主编的长沙出版发行的一张四开四版小型报纸，每周一张。自1919年7月14日创刊号问世至8月被军阀张敬尧查封，共出版发行四号与临时增刊第一号。
《湘江评论》发扬了中国近代报刊长于政论的传统，以评论为主。主要栏目有《东方大事述评》《西方大事述评》《湘江大事述评》《世界杂评》《湘江杂评》等。
《湘江评论》以“宣传最新思潮”为办报宗旨，对国内外最新革命形势进行报道、评论，发表了大量充满革命激情与富有批判精神的文章，介绍了有关政治、教育的最新思想，热情讴歌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及其意义，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和腐朽本质作了一针见血的抨击，大力倡导民主与科学，反对封建专制与封建落后思想。
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豪迈地说：“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 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 天不要 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湘江评论》所刊文章中，影响最大、反响最强烈的当属毛泽东撰写的《民众的大联合》，此文连载于二、三、四号，紧扣“宣传最新思潮”的办刊宗旨，对民众大联合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大联合的方法以及民众大联合必定成功的道理，进行了深刻的阐述。他认为人民群众联合起来的力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人民群众发动与否，是决定一切革命胜负的关键。这成为人民革命统一战线思想的雏形。文章表现了他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充满了信心，展现了青年毛泽东的革命乐观主义情怀。
毛泽东既是《湘江评论》的主编，又是主要的撰稿人和发行人，为刊物的出版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和巨大的努力。《湘江评论》创刊号、二、三、四号以及临时增刊第一号中，总共刊载毛泽东的署名文章40篇，超过总稿件数量的40%。
毛泽东通过《湘江评论》号召人们打破迷信，解放思想，要敢想、敢说、敢作、敢为，影响所及，振聋发聩；也正因为如此，引起了统治者的仇恨和守旧派的反对，他们把《湘江评论》说成是“怪人怪论”、“无稽之谈”、“异邦邪说”、“大逆不道”。以张敬尧为首的军阀统治集团，更是把它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
1919年8月中旬，张敬尧借湖南省学生联合会领导长沙群众举行焚烧日货之机，派出大批军警包围了省学联，并张贴布告，解散学联，同时查封了省学联刊物《湘江评论》。刚刚出版的《湘江评论》第5号还未来得及发行，就被张敬尧的军警没收了。
《湘江评论》从创办到被查封，虽然只出版了四号正刊和一号临时增刊，前后只存在一个多月时间，但被公认为是五四时期最出色的革命刊物之一，影响十分深远。湘江评论》创刊号一发行，立即轰动了整个长沙，两千份周刊在一天之内全部销售一空。毛泽东急忙又赶印了两千份，仍不能满足读者们的需求。从第二期起刊物开印五千份，这在当时的报刊中已经是很大的发行量了，但仍然供不应求。《湘江评论》寄到北京后，受到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学者的高度重视。李大钊称赞《湘江评论》是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深的报刊之一。
胡适认为《湘江评论》的长处在于议论，其中《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
此外，当时北京、上海、成都等一些报刊都全文转载或摘要转载了《民众的大联合》。可见《湘江评论》得到了新文化运动背景下其他刊物的高度认可。
《湘江评论》的巨大影响力还表现在对青年和学生的启发很大，引导了一大批青年投身到救国革命事业中来。许多人正是从阅读它才开始走上革命道路的。萧劲光说：“毛主席主编的《湘江评论》产生了巨大的革命影响。我们正是在这革命运动的影响下开始了革命觉悟。”郭亮、向警予也是受到《湘江评论》的影响才投身革命的洪流之中。
七、领导驱张运动
张敬尧是北洋军阀皖系段祺瑞的忠实走狗，他乘直系军阀吴佩孚和接近直系的冯玉祥打败湘桂联军之际，率军进驻湖南，被段祺瑞任命为湖南督军兼省长。他伙同他的三个兄弟:张敬舜、张敬禹、张敬汤，在湖南恣意施行暴政，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搜刮民财，摧残教育，钳制舆论，为非作歹，无恶不作。湖南人民极为痛恨，时谚称:"堂堂乎张，尧舜禹汤，一二三四，虎豹豺狼，张毒不除，湖南无望。
毛泽东认为，驱逐张敬尧的条件已经成熟了，他提出要积极做好驱逐张敬尧出湖南的准备。
1919年10月5日毛泽东母亲在韶山去世，毛泽东悲痛万分，立即赶回韶山。10月8日毛泽东心如刀绞，泪如泉涌，文思泉涌，面对孤灯，写出了一篇情深意切、如泣如诉的《祭母文》。 祭 文 追 述 慈 母勤俭持家、爱抚子女、和睦邻里等优良品德 。 “ 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恺恻慈祥 ，感动庶 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整饬成性，一丝不 诡。手泽所经，皆有条理。头脑精密，劈理分情。 事无遗算，物无遁形。洁净之风，传遍戚里。不染一尘，身心表里。”
并作泣母灵两副 ：疾革尚呼儿，无 限 关 怀，万端 遗恨皆须补 ；
长生新学佛，不能住世，一掬慈容何处寻 ？春风南岸留晖远 ；
秋雨韶山洒泪多。
1919年12月2日，长沙学生们举行5000人以上的游行示威，开大会，准备将从几家洋行里期货的日货焚烧掉，会场上的学生和围观的群众在万人以上，正当学生代表在会上讲演焚烧日货的意义时，张敬汤率领军警千余人包围会场，张敬尧骑马带领一连大刀队冲进会场内，阻挠焚烧，强行驱散与会群众，辱骂殴打学生，当场殴伤数十人，逮捕5人。
毛泽东以新民学会会员为骨干，领导学生对倒行逆施，反动气焰十分嚣张的张敬尧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公开打出"驱张"的旗帜，联络社会各阶层，发动全省学生罢课、教师罢教、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并决定代表分赴北京、衡阳、常德、郴州。广州、上海等地，公开揭露张敬尧祸湘虐民的罪行，争取全国舆论对"驱张"的支持和同情，造成举国一致的浩大声势。毛泽东率赴京代表团一行40人于12月18日到达北京。
在京期间，毛泽东和代表们冒着北方的严寒，不顾满街冰雪，每天各处奔走联络，向湖南在京学生、议员、名流、绅士宣传"驱张"意义，发动他们参加"驱张"的斗争。毛泽东主持"平民通讯社"专门报道"驱张"活动，每天把150余份揭露张敬尧罪行和"驱张"运动的消息，送登京、津、沪、汉各地的报纸。
在北京组织驱张活动期间，毛泽东同李大钊、邓中夏、罗章龙等联系密切，用心阅读他们介绍的马克思主义的书刊 。 较多地 受 到 马 克 思 主 义 理 论 和 俄 国 革 命的 影 响 ，对 社 会 历 史 的 发 展 有 比 较 正 确 的 理 解 。
在发动"驱张"运动中，毛泽东和"辅社"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辅社"的全称为"辅仁学社"，取"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之意。它是湖南学生的社团之一，成员有30人。当时有部分"辅社"社员在京读书，因受新思潮的影响，常在北京大学活动，毛泽东主动与他们联系，发动他们参加"驱张"运动，北京大学邓中夏等，也积极在他们中间进行工作。"辅社"在京成员参加了"驱张"斗争，并成为这一斗争的重要力量。
1920年1月17日午，著名学者、毛泽东恩师杨怀中先生阴病在北京逝世。毛泽东以学生和半婿的身份，与杨开智、杨开慧兄妹，还有蔡和森、陈绍休等同学，一起在法源寺为杨怀中先生守灵。
1920年1月18日，毛泽东、罗章龙和"辅社"在京成员在陶然亭集会，商讨"驱张"斗争，探求救国道路。会后，在慈悲庵山门外古槐前摄影留念。
经过赴京"驱张"代表团大刀广泛活动，成立了湖南各界委员会，发起了千余人请愿示威，对北洋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答应"驱张"的要求。北洋政府总理靳云鹏，在请愿示威的强大压力之下，不得不出来接见请愿代表，并表面应允研究代表们的要求。分赴各地的"驱张"代表团的活动，也取得了强烈的反应。京、津、沪、汉等地的舆论界，一致支持湖南人民反对张敬尧的斗争。全国各界联合会、全国学生总会、许多省市的学生联合会纷纷发出电函，声讨张敬尧，使"驱张运动"扩大为普遍的反对封建军阀的宣传。
在"驱张运动"强大压力之下，各派军阀与张敬尧的矛盾更加剧烈。为了利用军阀内部的矛盾，毛泽东分派代表到衡阳、郴州催促吴佩孚、谭延闿"驱张"。曾经为打湘桂联军出过力气的吴佩孚和冯玉祥，对张敬尧白白捡了个湖南省督军兼省长本来就不服气，趁此时机，他们就与湘军谭延闿取得了默契:吴佩孚撤出衡阳，敞开了张敬尧的南大门，冯玉祥也撤出了部分守军，敞开张敬尧的西大门，放湘军长驱直入。这样张敬尧就不得不仓皇出逃，他的军队也不得不全部滚出湖南。6月12日，湘军前锋部队进入长沙。14日湘军总指挥赵恒惕到长沙。17日 ，湘军总司令、湖南督军兼省长谭延闿到长沙。张敬尧本人因"守土不力""实属无罪可逭"，受到了"迅即来京查办"的处理，他的弟弟张敬汤则在"鄂州执行死刑"。"驱张"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