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政治部主任 第一部 第一章 首位总政治部主任郭沫若（四）
十四、国统区民主运动的斗士
1945年，郭沫若草拟《文化界时局进言》，呼吁民主政治。10月郭沫若赴南京参加国共和谈，积极为民主、和平事业奔走。
1946年1月，在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的强大压力下，加上国民党军队全面内战准备尚不充分，国民党被迫与中共谈判并签署了停战协定。1月10日，又被迫召开了有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旧政协）。郭沫若以无党派“社会贤达”代表身份与会。在正式开会前两天民主建国会的招待会上，郭沫若发表讲话，说：“政治协商会议不成功不得了，成功得马虎也不得了，不但要受当代的批判，还要受历史的批评。”他又说：“抗战时枪杆要紧，建国时笔杆与学术重要，‘政治民主化’和‘经济民主化’都要以科学做根据才行。”他还建议“大将军们”功成身退。在政协会上，郭沫若同共产党站在一起，同国民党作了旗帜鲜明的斗争。在讨论改组国民党政府问题时，他发言要求限制“主席权限”，并揭露增设“国府委员”的欺骗伎俩，不免要成为“伴食大臣”。
尽管国民党对政协会议并无诚意，但由于共产党及郭沫若等其他民主人士的共同努力，政协会议通过了一系列有利于和平民主的决议，取得了成功。1月31日，政治协商会议闭幕。
2月10日上午，重庆各界群众在较场口召开庆祝政协成功大会。郭沫若与李公朴、章乃器、施复亮、马寅初等均是大会主席团成员。大会主席台设在较场口中央，是临时搭起来的，坐西向东，上面挂着横幅和标语。九点钟过后，郭沫若走上主席台，只见广场上人山人海，个个喜笑颜开，但他同时发现台子两边和前几排，站着许多歪戴帽子、穿长褂或呢子中山装黑大衣的人。郭沫若知道这伙人一定是混入会场的国民党特务，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果然，开会时间还没到，台下那帮歹徒就大叫大嚷起来。主席台两边的一二十个歹徒立即蜂拥而上，去抢台上的扩音器。台下群众愤怒地高呼：“不准捣乱会场！”歹徒们哪里肯听。李公朴等人上前干涉，台下前几排的那些歹徒居然高喊“打！打！”于是歹徒们一个个手持铁棒、石头跳上主席台，扭住李公朴、章乃器、施复亮、马寅初等人就打。郭沫若赶紧起身阻拦，歹徒们便抓住他的衣裳，先打落眼镜，再把他打倒在地，狠踢他的胸口……这时，有人喊：“是政协代表，打不得！打不得！”同时，群众中也有人向在场的国民党宪兵交涉：“这是代表，你们非保护不可！”这样，郭沫若等人才被一群青年簇拥着离开了较场口。
当天下午，庆祝政协成功大会筹备会在中苏文协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报告较场口事件经过。郭沫若带伤赴会，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表示欢迎和慰问。他说：“今天惨案的发生关系到政府的威信，因为政协的五项协议是在蒋主席主持的会议上经过全体起立，很严肃地通过的，像今天这种行为，实无异于对蒋主席本身的侮辱。”记者们手中的相机对着他不断“咔嚓、咔嚓”，闪光灯把他因被打额头上隆起的乌青包块照得发亮。他捂住胸口吃力地接着说：“有些人的作风和想法不容易改变，总认为政治协商会议是自己的失败。”
惨案发生后，全国文协、经济周报、复旦大学等几十个机关、团体、学校和个人寄来了慰问信，登门看望者更是络绎不绝。
对于朋友们的慰问，他表示由衷的感谢，说：“自己只受了一点轻伤，算不了什么，实现民主才是重要的事情。我身上还有许多血，我是准备第二次、三次再去流血的！”表示了自己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到底的决心，后来，郭沫若在《南京印象》一文中，追述较场口事件时说：“挨打在我倒是很大的收获。在我身上多挨几拳，便在朋友身上少挨几拳。在我身上多流几珠血，便在朋友身上少流几珠血……我已经得到了精神上的满足……国内国外的同情。”
庆祝政协成功大会筹备会曾为较场口血案向法院提出诉讼，公审打人凶手。郭沫若、李公朴等人亲自出庭作证，作为打人凶手的被告居然有恃无恐，反而诬告郭沫若、李公朴等人。案子当然不会有结果，天底下哪有自己审判自己的呢？国民党法院这样做本来就是装装样子走走过场，欺骗舆论而已。血案就此不了了之，凶手们全都逍遥法外，而且还在拼命扼杀打击进步民主势力。
郭沫若与在重庆的政协代表邀请国民党政府代表邵力子、王世杰、陈立夫谈话，严词谴责国民党当局背信弃义的可耻行为。他沉痛地说：“漂亮的四项诺言我自己的耳朵亲自听见宣读，政协的五项决议有一部分我自己的手亲自参加过草拟，这些都吹掉了。沧白堂的石子，较场口的铁棒，我自己的头亲自挨过；《民主报》的捣毁，《新华日报》的捣毁，我自己的眼睛亲自看见过。”郭沫若愤怒斥责国民党反动派镇压民主的罪恶行行径。
十五、日理万机、勤于国事
因郭沫若在中国革命和文学创作、历史研究等方面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声誉，新中国成立以后郭沫若担任了许多重要领导工作。
1949年9月当选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1949年10月9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郭沫若被选为副主席，10月9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1954年10月9日郭沫若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0月19日，郭沫若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及历史研究所所长。
1958年中国科技大学校长。
他还担任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主席、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会长，中日友协名誉会长等职务。
郭沫若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
然而再多再重的工作也压不垮他，他满脸笑容，精神矍铄。他感到新中国使自己重又焕发了青春，即使日理万机，也是精力充沛，似乎有一股使不完的劲。他为新中国的建设和科学文艺工作贡献了自己的全部力量。
十六、正义斗士、和平使者
新中国成立以后，因郭沫若在中国革命斗争和文学创作、历史研究等方面所做出的杰出贡献，长期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务院副总理等重要领导职务。郭沫若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声誉，他不畏艰险、不辞辛劳，广泛开展外交活动，活跃在外事舞台上。
1、战火纷飞访朝鲜。
1950年8月13日，在美帝国主义飞机狂轰滥炸下，郭沫若率中国代表团冒着生命危险，乘坐用树枝和草丛伪装的列车访问朝鲜，8月15日郭沫若在牡丹峰剧场受到金日成的接见。郭沫若表示中朝是骨肉手足一样的患难朋友。当时他已是年近花甲的老人，和代表团的年轻人一样，不分早晚于灯火管制的一片黑暗中，与朝鲜军民谈笑风生地共进晚餐，他冒着生命的危险，把中国人民的友情带给了正在保家卫国的友好邻邦。
2、愤怒控诉美帝细菌战罪行
1950年11月，郭沫若率领我国代表团赴波兰华沙参加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在会上，他作了长篇发言，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五项纲领，表达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反对美帝国义霸占台湾、侵略朝鲜的决心。让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第一次听到了新中国代表发出的热爱和平，反对侵略的心声。中国人民抗美援朝的正义行动得到了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在这次会议上，郭沫若满腔义愤地揭露和控诉了美帝悍然在朝鲜和我国东北投掷细菌弹的罪行。并强烈要求组织国际调查，得到了以约里奥·居里为首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一些领导成员的支持。
经过郭沫若和一些国际和平战士的推动，于是世界和平理事会决定于一九五二年春天在挪威奥斯陆举行执行局会议，郭沫若率代表团再度赴会，向大会详细报告了美帝扩大细菌战的严重罪行。起初，会上对和平理事会要不要干预朝鲜战争中细菌武器的问题，各国代表意见分歧不小，一时斗争十分激烈。沫若觉得事关重大，他在会上会下抓紧一切机会进行工作，千方百计争取大多数的同情和支持，尤其是竭力敦促约里奥—居里主席拿定主意，专门召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进行宣传，他义正辞严地指出：“支持不支持被侵略的朝鲜和中国的要求，这关系到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存亡问题。若不能主持正义，还有什么理由让世界和平理事会存在下去！” 郭沫若的滔滔雄辩，义正词严慑服了不少代表。
第二天，大会进行辩论和表决，气氛显得非常紧张，郭沫若格外冷静，一面细心倾听每个代表的发言，一面不断观察、辨析会场上的反应。会议终于通过了告世界男女书《反对细菌战》，同时通过了组织“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的决议。郭沫若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他默默坐在座位上，无法压抑住那直往外涌的泪泉，他不愿让人们发现他在流泪，只得低看头用手绢捂住了眼睛，长时间地保持这一动不动的姿态。回到休息室后，他才发觉不仅是手绢全湿透了，连内衣也都被汗水紧紧粘贴在背上。身负重任的沫若，到这时候方始松了一口气，他对茅盾、钱三强等人说：“总算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委托啊！”
一九五一年郭沫若获一九五一年度“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1952年4月9日，郭沫若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参加隆重的授奖典礼。在致答词时他朗诵的新作《光荣与使命》，表明了他的心迹：
我今天接受了无上的光荣，也接受了庄严的使命，
我要向全世界传达出我们中国人民的坚毅的决心： 我们要更进一步为巩固世界和平而努力，决不逡巡，在和平力量团结一致之下，全人类一定会战胜细菌！
回国后，他将这次获得的十万卢布奖金，全部捐献给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作为抗美援朝的经费。
3、勤勉的和平友谊使者
1949年3月，郭沫若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
1952年夏，郭沫若在北京出席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筹备会之后，又飞赴德国柏林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特别会议。秋天，在北京举行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上，他既是东道主又是大会的主要组织者，日夜忙碌。他所作的报告《团结一心，保卫和平》，代表了大会的基本精神，赢得了与会代表的一致好评。冬天，以宋庆龄为团长、郭沫若为副团长，率代表团赴维也纳，出席世界人民和平大会。郭沫若在发言中揭露了美帝国主义发动朝鲜战争的前后情况，强调“停止今天的战争，就能制止明天的战争。”大会期间，他与约里奥·居里主席多次个别交谈，建议和平运动应该打出反殖民主义的旗帜，以争取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人民。约里奥·居里表示完全同意。
维也纳会议结束后，郭沫若与宋庆龄率代表团转道苏联回国，在莫斯科迎来了1953年元旦。1月13日晚上，郭沫若与宋庆龄在克里姆林宫受到了斯大林的亲切接见。斯大林问到解放后中国人民的生活情况，妇女的工作情况，初级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发展程度、汉字改革、少数民族文字等问题。作为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的郭沫若，向他详细介绍了新中国成立后，在文化教育方面所进行的改革和取得的成绩。对郭沫若、宋庆龄这两位著名的和平战士，斯大林表示了深切的关怀。希望他们努力争取有发动侵略战争危险的那些国家的人民，广泛地来从事维护和平的事业。郭沫若回国后仅一个多月，斯大林就因病去世了。郭沫若又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成员之一，在团长周恩来率领下赶赴莫斯科参加吊唁活动。
1955年冬，郭沫若率中国科学代表团访问日本。日本是他的第二故乡，他在日本生活了二十年，对日本人民怀有深情厚谊。
中国代表团成员都是著名的科学家和学者，学界精英，代表了中国科学界的最高水平。这充分表现了中国对中日文化科学交流的高度重视，对发展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真诚愿望。日本学术、文化、文艺、教育、政界、贸易、日中友好团体、工会等各界社会名流也高度重视代表团来访。12月1日，东京羽田机场被友谊之花点缀得如同春天一般，到处是鲜艳的五星红旗，到处有捧着花束的欢迎人群。郭沫若等人一跨出机舱，就感到一股暖流扑面而来。此情此景，郭沫若心中生出了无限的感慨。不管是握着早已熟悉的或刚认识的日本友人的手，还是面对陌生的记者的闪光灯，郭沫若多次强调：“中日两国人民特别需要和平相处，我们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的加强，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有助于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
1955年12月4日，日中文化研究所所长菊地三郎来拜望郭沫若，感谢郭沫若于去年底将他旅日期间的文献资料全部惠赠给该所，共计各种书籍1386册。殷墟出土的甲骨96片，还有郭沫若的书法、青铜胸像、唐代越州青瓷壶等。为此，菊地三郎想筹建“沫若文库”，郭沫若对他说：“菊地君，我们把计划扩大到整个亚洲怎么样？”后来，日中文化研究所采纳了郭沫若的意见，建立了亚非图书馆，其中的中国室特辟了“沫若文库”，将郭沫若赠送的文献资料都陈列在这里。
郭沫若在日本访问了二十多天，足迹遍及东京、京都、大阪、广岛、冈山、福冈、千叶、下关、箱根等地，会见和结交了学术界、文化教育界、文艺界等各界的老朋友、新朋友。访问了东京大学、明治大学、早稻田大学、九州大学、京都大学、冈山大学等高等学校，出席各种座谈会、欢迎会，并作演讲。所到之处，都受到了日本各界人士和大学师生的热情欢迎。
12月20日下午，代表团结束访日前，郭沫若等出席日本《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三大报社在东京举行的演讲会。据说这种联合举办活动的事，在竞争激烈的日本三大报之间是“绝无仅有”的。郭沫若在即席演讲中，特别阐述了周总理在万隆国际会议上新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表示了中国人民衷心希望跟世界各国和平共处，反对战争、反对侵略的愿望。
郭沫若既是中国国家领导人，著名的国际活动家，又是当代大诗人、大书法家。日本朋友非常喜欢他潇洒遒劲、气势纵横的墨宝。每到一地，日本朋友都以能得到他的诗和墨宝为荣。访日期间，也写了不少诗，写了不少斗方、条幅，不分高低贵贱，有求必应，他以自己高尚的品德给日本人民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通过他和代表团的这次访问，为中日两国关系和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谱写了新的篇章，得到日本人民和社会各界人士的高度评价。日本人民在郭沫若生活过的冈山后乐园、市川须和田福冈金印公园、别府市四个地方建立了四个诗碑，以之纪念。由他建议的在“沫若文库”基础上扩大的亚非图书馆，如今已成为包括中日两国人民在内的亚非人民友谊和文化的象征。
1957年6月，郭沫若出席在科伦坡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
11月，郭沫若参加毛泽东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前往苏联参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庆祝典礼；同月，郭沫若获苏联科学院院士称号
郭沫若访问印度、缅甸、巴基斯坦、
一九五八年元旦，郭沫若在埃及首都开罗的亚非团结大会闭幕式上，他跟代表们一起讨论并通过了《告世界人民书》，抽空游览向往已久的埃及金字塔。
1958年1月8日 郭沫若访问罗马尼亚，中午他与包尔汉从布达佩斯乘飞机前往布加勒斯特，代表中国政府参加罗马尼亚大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格罗查的葬礼。
1960年12月30日至1961年1月3日郭沫若率中国友好代表团访问古巴，在古巴首都哈瓦那群众集会上，郭沫若发表激情讲话，表达中国人民全力支持古巴人民的感情，激起全场热烈欢呼。
1961年8月，郭沫若率团访问印度尼西亚、缅甸。
1964年7月，郭沫若率中国代表团访问越南；同月，任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
1970年,郭沫若率团访问尼泊尔,参加大王子婚礼。表达中国人民对尼泊尔人民的友好情谊。1970年9月，郭沫若以中国特使身份赴开罗参加纳塞尔葬礼。
1971年，他以七十九岁高龄作为中国特使参加伊朗举办的波斯帝国成立二千五百年纪念活动。这是他最后一次出访。
仅在五十年代，郭沫若就曾五次出访苏联，平均每年就有两次参加世界和平会议，广泛结交了许多国际友人，为世界和平，为增进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