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政主任 第一部 第一章 首任总政治部主任郭沫若（三）

十、流亡日本、文史研究硕果累累

南昌起义失败后，郭沫若辗转来到上海，因突发重病，错过赴苏学习工作机会。按照周恩来的建议，1928年2月24日郭沫乘日本游轮“卢山丸”号前往日本神户避难。

郭沫若在流亡日本期间，生活清贫，屡遭迫害，但他克服艰难困苦，开始潜心研究甲骨文、金文和中国历史。1930年撰写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通过引用当时的历史文献资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学发展规律的论断，证明中国同样经历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郭沫若由此在中国开创了唯物史观派，该学派在此后占据了中国学术界的主流地位。郭沫若凭借这一时期的甲骨文研究而与王国维、罗振玉、董作宾并称甲骨四堂，并籍此于1948年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

十一、不顾个人安危，别妇抛儿，毅然回国参加抗战。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报国心切的海外游子郭沫若在国民党当局通缉令尚未取消的情况下，不顾个人安危，别妇抛儿，毅然回国参加抗战。在中共党组织和周恩来的支持下，1938年4月，郭沫若出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同年，当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期间郭沫若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抗战文化运动，发动歌咏、话剧、电影等各界一同宣传抗战。

1938年与于立群结合，两人育有郭汉英、郭庶英、郭世英、郭民英、郭平英、郭建英（1962）四儿两女。

            郭沫若一家

1940年9月，郭沫若辞去三厅厅长职务，抗议国民党政府强行改组政治部；11月，郭沫若任国民党当局被迫同意组成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

1941年，郭沫若完成论著《五十年简谱》；12月，写成五幕历史剧《棠棣之花》，该剧突出了反对暴政，团结御侮的主题，鞭挞了秦韩狼狈勾结，歌颂了除暴牺牲的爱国志士的英雄形象 

1942年1月，郭沫若完成历史剧《屈原》；2月，完成五幕历史剧《虎符》，该作品借“窃符救赵”的历史故事，塑造了主持公道、维护正义的反侵略志士——信陵君；同年，完成历史剧《高渐离》《孔雀胆》与译著歌德《赫曼与窦绿苔》；同年，创办群益出版社并主编学术刊物《中原》 。

1943年，完成历史剧《南冠草》，该作品讲述明末夏完淳抗清事迹。

十二、鲁迅的继承者、中国文化界的领袖。　

1936年10月19日，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逝世，郭沫若继承鲁迅先生的遗志，团结广大爱国、进步文艺人士，积极投身于抗日斗争，努力推进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大众文学事业。1938年6月，日寇攻陷安庆，兵分三路，由长江下游水陆并进，妄图一口吞掉武汉三镇，武汉的局势岌岌可危。。动员一切力量保卫大武汉，已迫在眉睫。时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三厅厅长郭沫若与政治部副主任周恩来等人商定，抓住“七·七”抗战周年纪念的机会，搞一次更广泛、更深入的宣传活动。他负责拟订的纪念“七·七”的具体办法。纪念活动从7月6日正式开始，持续了三天。武昌、汉口和汉阳每天白天都有盛大的集会，夜晚则有火炬游行，其间还有歌咏队、演剧队、放映队和化妆表演车上街、下厂、去伤兵医院进行宣传，抗战画展、木刻画展也按时展出，献金台前更是人如潮涌。说起献金，郭沫若望着那装满现钞和金银器物的几十只大口袋，眼睛由湿润而模糊。中华啊，中华！你绝不可能沦为异国的奴隶，因为你的子民对祖国的深情，就像滔滔的长江水永远不会枯竭，他们不仅为你献出自己珍贵的一切，还将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来保卫你！

为了配合巴黎国际反侵略大会的召开，10月23日武汉举行响应国际反轰炸大会，郭沫若作为主席团成员，在会上发表讲话，坚决主张“要予打击者以严重的打击，予轰炸者以猛烈的轰炸”。

郭沫若写了不少文艺论文，如《文艺与宣传》、《抗战以来文艺的展望》、《持久抗战中纪念鲁迅》、《文化人当前的急务》，引导广大文艺工作者加强团结和统一，勇于到乡村去，尤其是到沦陷区去。

郭沫若主持了鲁迅逝世两周年纪念会，周恩来、博古、田汉、胡愈之等人都出席了会议，并发表了演说。处于十万火急的武汉举行这样的大会，有其特殊意义，正如郭沫若在讲话中所说：

鲁迅精神，是无论如何不妥协、不屈服，对恶势力抗争到底，直到他生前最后的一天，还不曾磨灭和减低意志，这是鲁迅伟大的要素，亦是他在学问上、文学上，有所建树的要素……我们在今天正同日寇进行激烈的战争时，我们更应该有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我们希望今天更能够发扬鲁迅精神。

此时中共中央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做出决定：以郭沫若为鲁迅的继承者、中国文化界的领袖，并由全国各地党组织向党内外传达，以奠定郭沫若的文化界领袖的地位。郭沫若对党中央的这一决定，既感到愧不敢当，又不能辜负党的殷切期望。他决心更加努力工作，为全民抗战、为党的文艺工作做出自己的贡献。

武汉失守后，郭沫若经沙市、长沙到达衡阳。12月初，郭沫若由衡阳奔赴桂林，重与三厅的同事们相聚。郭沫若在桂林的时间不长，但做了许多工作。《救亡日报》已于广州沦陷前夕被迫停刊，郭沫若全力设法帮助《救亡日报》再度复刊，并到广西大学进行抗日演讲，受到爱国师生的热烈欢迎。

1938年底郭沫若到重庆以后，重整旗鼓，领导三厅为开展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的宣传工作而继续努力。

郭沫若对民众进行不懈的宣传教育的同时，也很重视对敌宣传工作。三厅发出的传单、小册子和通行证等日文宣传品，有的就出自他本人之手。有一次郭沫若撰写的日文传单，由空军载送到东京上空散发，引起了敌国极大的震动。

郭沫若不仅担负三厅厅长的工作，在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全国慰劳总会、中苏文化协会、东方文化协会、重庆市文化界精神总动员协进会等社会团体，他都负有重任。繁忙之际，他仍笔耕不辍。4月11日他写了《发挥大无畏的精神》一文，号召文艺工作者努力克服怕这怕那的弱点，“要用自己的血来写，要用自己的生命来写，写出这个大时代中的划时代的民族精神。”

十三、创作《甲申三百年祭》，列为整风文件

1944年春，郭沫若完成论著《甲申三百年祭》。

1944年3月19日《新华日报》发表《甲申三百年祭》，连载4天。这一天是明朝崇祯皇帝吊死煤山300周年，陪都重庆政界学界及社会由此引发一连串震动。

郭沫若这文章是针对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而来，批驳了满族征服中国是因明末“党派倾轧”和“流寇横行”，把明王朝败亡说成是在李自成、张献忠等“流寇”和满族八旗兵的“内外交侵下，竟以覆灭”的。郭沫若以大量有据可考的史实，论证明亡的原因，根本在于明室的专制和政治的腐败，造成官逼民反，外族乘虚而入，而非《中国之命运》所谓“流寇”和外族侵犯。

历史上，明朝末代皇帝崇祯“依赖宦官”、“轻信专断”，其治下不仅官场腐败，大小官员皆贪，盘剥百姓无度，且天灾频繁，中原饿殍遍野。据《明季北略》卷十二记载：李自成农民军退出北京时，发现皇库“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每锭皆五百两，镌有永乐字”。放着如此充盈的家当，朝廷却对民间灾情置若罔闻，任凭官吏横征暴敛，导致饥荒肆虐，最终必然逼得人们铤而走险，揭竿而起。

《甲申三百年祭》借历史之实，巧妙地回应了蒋介石所谓明亡始于“寇乱”的谬论，尖锐地把如何吸取历史教训，从制度上找到防止为政者腐败的规律推到了人们面前。同时，《甲申三百年祭》也折射出当时中国的现实苦难：让人不难从崇祯的专制，联想到蒋介石的独裁；从明末中国社会的天灾人祸，联想到1942年的中原大旱；从腐败丛生的明末吏治，联想到声名狼藉的国民党官场。文章自然使国民党当局如芒刺在背，《中央日报》迅速组织文章大加挞伐，指责郭文“影射当局”、“鼓吹战败主义和亡国思想”，咆哮不能“听其谬种流传”。

这篇让蒋介石十分恼怒的文章，却让远在延安的毛泽东深受启发，发现了其中巨大的思想价值。毛泽东在读到李自成进京后因骄傲自满和部属腐败而导致最终失败时极为兴奋，连连击掌称赞好文章。

1943年至1944年间，正处于中国共产党整风的高潮期，共产党的中高级干部齐聚延安。这一时期，也是毛泽东就中国革命和中共党的建设进行理论思考成果大丰收的阶段。而《甲申三百年祭》的问世及其所触及的问题，恰好与他的思考相契合。

在郭沫若的叙述里，李自成的武艺精湛、指挥有方、治军甚严，规定官兵禁私藏金钱，经城镇禁入住百姓家，除家室外禁与女人相处，不好色不饮酒不贪财，起义军入驻京城之时，依旧是行军装束。只可惜，李自成进驻京城不久，他就被胜利冲昏头脑，听不进良言，乱政轻敌，军纪涣散，以致首领生活腐化，宗派内耗日增，其结果是他创立的大顺政权仅存40余天就以悲剧收场。

《甲申三百年祭》的系统总结，启发了毛泽东对中国农民革命局限性的进一步思考。

毛泽东指示在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甲申三百年祭》，并要求各解放区印成单行本作为整风文件进行学习。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学习和时局》报告时，特意谈到他让全党学习的用心：“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毛泽东十一月二十一日给郭沫若亲笔复信，其中写道：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

　　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最近看了《反正前后》，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此次抗日战争，应该是成熟了的罢，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我虽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

　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占大多数的军队，除了领导阶级不同之外，同历史上的农民战争有诸多相似之处，必须重视对中国农民起义历史教训的总结。

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揭示了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最终失败的一个规律，就是一旦胜利，领导层上下皆逐利、皆腐化。

而对于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中共来说，如何从政治上改造党、防患于未然，毛泽东的思考也在不断深化。因此《甲申三百年祭》被毛泽东列为整风文件绝非偶然，它对推动当时全党整风是起了极其重要作用的。

当年的一些老干部回忆说：“差不多每个人都以李闯王进京失败的教训，联系自己的思想作风作对照检查，并且揭露出少数已经腐化堕落的人，纯洁了革命队伍。懂得了‘不能忘记艰苦奋斗，继续战斗’的道理。”此后，陕甘宁边区相继公布了《陕甘宁边区政纪总则》、《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奖惩暂行条例》等法规，以逐步探索廉政建设的途径。

1945年7月，黄炎培到延安考察，谈到“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称历朝历代都没有能跳出兴亡周期律。毛泽东表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到了1949年3月，在河北西柏坡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面对已经看得见的胜利、中共即将夺取全国政权的新形势，毛泽东庄严地在全会上向全党发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殷切号召。他形象地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1949年4月，中共中央进驻北平前，毛泽东郑重提醒全党，我们是去赶考，我们绝不做李自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