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山脚下-我难忘的七七级（连载7）

作者：孙祖荣（天山学人）

第五章 大学第一年

                     一

三月份，乌鲁木齐的气温回升很快，至多一周时间就从零下四、五度上升到十几度，积雪、冰层，这些寒冬的象征却不能同步消融殆尽，依旧不合时宜地、大大方方地、毫不客气地，呈现在这座民族风情醇厚的城市里，忠诚地捍卫着冬天的尊严。而那些依旧干枯未醒的槐树、柳树、杨树，正沉默地等待雨水的到来，为她们洗去身上的尘土，催开嫩绿的枝芽，披上绿色的盛装，追随迅速攀升的气温，撵上春夏时令的节奏。

  不能说乌鲁木齐没有春天，只不过这里的春天是被冬天的景象映衬着，春暖但花不开，树未绿。待几场春夏模糊的雨水过后，早暖的天气终于等到了花开树绿时，夏天也就到来了

入校第一学期刚开学时，老师指定冯年妹和李茜两位年龄较大的女同学为临时负责人，开学一个月后，正式选举了班干部，刘民立同学被选为班长，李茜同学为副班长，蔡文兴同学为学习委员、金小平同学为体育委员，唐丽红同学为文艺委员…。刘民立同学入学前是沙湾县某学校的老师，蔡文兴同学是乌鲁木齐市四中的高中数学老师，金小平同学曾是新疆青年篮球队队员,篮球打得非常棒，体育委员非他莫属。文艺委员唐丽红，是一位来自哈密的能歌善舞的女同学(数十年后她成为乌鲁木齐市重点中学八一中学的校长)。由于上大学机会来之不易，所有同学人人努力，个个争先，学习氛围非常浓厚。我班的第一任班主任是刘凤梧老师，50岁左右，整天笑咪咪的，和蔼可亲，刘老师在我们大二时调回内地工作。我班当时有31名同学，分成3个学习小组，我们小组组长是方云福，一位来自南疆库尔勒的同学。小组成员记得有蔡文兴、卫青，雷学彦、徐红岭，我、何建勋、宋良志等同学；我和何建勋都是1.78米的高个子，坐在最后一排。三个月后全国大学扩招，数学系又补录了十几个人，我班共44人。男女比例约1:1，年龄参差不齐，年龄从18到35岁，有3个孩子的父亲，2个孩子的母亲，年龄最小是1960年出生的上海女孩蒋奇，她是应届高中生。我班有老三届高中毕业生，也有应届高中生，还有未上过高中的，文化程度也参差不齐。

1978年3月18日至31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

出席全国科学大会的科学工作者达6,000人。

图为大会闭幕式上少先队员向科学家献花。

郭沫若纵情欢呼，科学的春天到来了！学科学、爱科学的热潮席卷神州大地。也使我们这些刚跨进大学校门的莘莘学子备感鼓舞。当时同学们都熟记叶剑英元帅的攻关诗，“登山莫畏险。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以激励自己发奋学习。

当时，我们这届大学生普遍有一种“知识饥渴症”，这是一个在文化断裂的年代坚持学习的人所形成的群体，大学期间同学们都努力抓住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给自己充电补课。恢复高考改变了以往许多人听天由命、前途由领导决定的观念，使我们知道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处境，让人们觉得生活有了盼头，普遍带着一种积极向上的心态投入学习。

大一第一学期课程主要有《空间解析几何》（是为了弥补高中数学的缺失），《数学分析》、《集合论》、《立体几何》、《英语》，还有《中共党史>、《体育》等课程，

由于我在高考后入学前那个寒假参加了147团场办的英语教师培训班，学了一个月左右英语，大学入学后就担任了两年英语课代表，当时有些同学们以为我的英语不错，实际上大学时我们学的英语知识都太少。我们第一位英语老师是章静老师，她是一位50出头优雅可亲的女老师，也是学校革委会排名第二的副主任，章静老师授课非常认真，有时因学校领导工作忙，不能按课表时间上课，都会和我联系，另找时间补课。教我们《空间解析几何》的韩西涛老师，一位40左右非常精干的老师，他酷爱运动，有一男一女两可爱小孩，男孩叫小鹏，约有5、6岁，女孩叫莉莉约3、4岁，我班同学常逗他们玩。班主任刘凤梧老师教《数学分析》，他讲课时胖胖的圆脸笑容可掬，声音平和、深入浅出、娓娓道来，易于学生接受。王晓峰老师教《集合论》，王老师高个子，身材结实挺拔，红脸膛，留着小平头，当年才26岁，充满朝气，王老师新疆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工作，他非常热爱大学教师工作，主动要求从省委机关重要部门调到大学当老师，真是非常难得！王晓峰老师和我班许多同学年龄相近，待人和气稳重，同学们对他既尊重又亲近，他有时也去我们宿舍，请方云福同学理发，和同学们聊天。政治老师是从新疆大学请来的，这位老师年约40左右，细高个，戴一副厚厚的近视眼镜，他笔直站在讲台上，头略上扬，慷慨激昂乃一副闻一多、李公仆般正直学者模样。他上课很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在1978年文革极左影响还非常严重时，他就敢讲，陈独秀是中共的主要创始人，而在文革的党史教育中，毛泽东才是我党的缔造者啊，陈独秀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右倾投降主义者啊！他还说，大跃进是错误的，彭德怀为农民仗义执言何罪之有？该老师还称刘少奇为同志，刘少奇不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叛徒内奸工贼，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么？！怎么还是同志？听得讲台下同学们目瞪口呆。要知道，老师以上“高论”可是在1978年讲的，比1980年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平反早了两年呢！这才是真正的学者！哪像我高中时的政治老师，只会跟着四人帮鹦鹉学舌。同时我们也为这位政治老师捏了一把汗，这要放在两年前，他就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现行反革命啊！1978年是拨乱反正的开始，发生了许多大事，4月5日中共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55万右派分子以及受到诛连的数百万人终于重见天日。

1978年4月中旬的星期天，进校一个多月了，我上学前理的头发，长的挺长的了，今天请舍友方云福帮我理发。方云福同学中等个头，身材精干而结实，和善的脸上常常带着微笑，他是个热心、乐于助人的好同学，他理发手艺精湛，方云福同学在长达四年时间里，义务为班里男同学理发，也为一些老师及孩子理发。毛主席曾说：一个人做一点好事并不难，难得是一辈子做好事…。方同学能坚持多年为大家义务理发，实属不易。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

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引发了全国性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政治空气的日益宽松，使我们的政治老师更加敢于畅所欲言。

我们班的体育老师姓马，一个肤色黝黑，中等身材，相当精干的年轻教师，教我们长拳，第一节课，他给我们示范了两次长拳，就叫我们扎了几十分钟马步，累的同学们东倒西歪。半瓶醋英语的我，顺口把马老师叫成”teacher.horse”，后来才明白，此称呼荒唐可笑，人畜不分也。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要向马老师表示深深的歉意！刚入学时，我不太适应大学的学习，老师选的教材都是北大、北师大等名牌大学的，很多老师并不按课本讲，而是按他自己的讲义上课，所以上课时要不停的记笔记，那时学校课时不多，一天上午上4节课，下午有时两节课，晚上就自习，老师讲的很快，一节课讲很多内容；相对高中数学，高等数学难度陡然加大，理解掌握的确不易。我就感到有些吃力，第一次《数学分析》单元考试，成绩只有70多分，这在我中学时期几乎没有过。我感到很失落，很痛苦。后来仔细琢磨，觉得大学的学习，预习很重要，事先要把将学的内容认真读几遍，把不懂的部分标出来，上课着力听这部分，课后立刻整理笔记，把难点反复搞懂，对作业要尽量独立完成，实在做不出来，要请教老师或同学，真正搞懂，千万不能马马虎虎放过去，要归纳习题类型，找出规律，当然对于个性化的题目更要搞熟。

作者简介：天山学人szr(孙祖荣)， 教授， 广东省情咨询专家，广东省系统工程学会理事。祖籍西子湖畔，长于天山脚下，现居羊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