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第四章 第四位总政治部主任（代)  贺昌（二）

六、红色恋情

1927年4月27日到5月9日，中共五大在武汉举行。贺昌出席了大会并被选为中央委员，期间在武汉总工会举办的周末晚会上，贺昌初次结识了时任中共江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宛希俨的爱人黄慕兰。黄慕兰聪颖美丽、开朗活跃，既善于雄辩又泼辣干练，在当时是一位引人注目的女性。

黄慕兰，湖南浏阳人，1907年7月出生。1919年在长沙周南女校读书时就积极参加“五四”运动。1925年，为脱离包办婚姻家庭，她单身一人出走参加了革命。1926年任国民党武汉市特别市党部妇女部秘书，并与中共早期党的领导人之一宛希俨结为夫妻。同年秋，加入了共青团，11月又由共青团提名加入党组织。在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第二次党代会上，黄慕兰当选为执委兼妇女部长。与此同时，还兼任《民国日报》副刊编辑、妇女协会筹备主任、女子放足委员会主任委员，经常协助国民党左派人士宋庆龄、何香凝开展工作。由于黄慕兰参加领导了武汉三镇20万群众庆祝“三八国际妇女劳动节”游行活动并频频组织各类妇女活动，因此，她在武汉女界红极一时，堪称女中英杰。

           

贺昌与黄慕兰一见如故，便很自然、大方地聊起来。贺昌对黄慕兰出色的工作大加赞赏。他说：“慕兰同志，我来武汉后就听说你是女界英豪。特别是领导武汉20万群众庆祝‘三八国际妇女劳动节’游行活动，搞得很好，很成功，是我们搞青运工作者学习的榜样。”黄慕兰谦虚地说：“这没什么值得一提的，这仅仅是开始，革命还有许多重要的事情等着我们去做。我做的还很少。”

接着，二人交换了对革命形势的看法。黄慕兰打心眼里为贺昌对形势的敏锐认识所折服。

就这样，初次的相识，给彼此的心里都留下了一个很好的印象。

5月间，武汉形势日益严峻起来。夏斗寅、许克祥先后叛变。

一次，贺昌见到黄慕兰，不无担忧地说：“夏斗寅、许克祥叛变，杀的都是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现在形势更加严重，你要注意自己的安全。你是个很红的党员，应当注意隐蔽自己。”

黄慕兰感谢贺昌对她的关心和提醒，说：“我已经做好了隐蔽或转移的准备。”

短暂的见面之后，贺昌与黄慕兰就又各奔东西，分头投入自己的工作中去了。

不久，汪精卫集团公开“分共”、“反共”，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大肆逮捕与屠杀。1927年7月12日，鲍罗廷根据共产国际训令对中共中央进行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和张太雷5人组成临时常委会，停止了陈独秀的中央总书记职务，发表了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宣言，并要求中共武汉党团组织转入地下或转移别处。随后，遵照临时中央常委会的决定，贺昌与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等先后离开武汉，前往九江等地，积极策划武装起义。黄慕兰也离开武汉，随丈夫宛希俨来到江西。1928年，宛希俨在江西不幸牺牲。黄慕兰被调到上海任中央政治局秘书兼机要交通员。同年，贺昌也被调回上海党中央工作。贺昌到上海后，住在孟渊饭店（后改名为申江饭店）。黄慕兰作为党的机要工作人员，经常送文件到贺昌的房间。革命工作的需要，使两人接触逐渐多了起来，彼此也越来越了解对方。

贺昌看到黄慕兰身体比较虚弱，精神略显憔悴，知道她一定还在为丈夫的牺牲而难过，便找个适当的机会劝慰道：“宛希俨是个好同志，但人死是不能复生的，你不要过度悲伤，务须节哀。”

黄慕兰伤感地说：“我也想通过努力工作来摆脱悲痛，但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我惋惜希俨的才华，总是觉得他不应该牺牲得那么早。如果他没有牺牲，很可能也会调到上海来，我们一起工作，共同生活。我日夜思念他，人也愈显憔悴消瘦。他是那么好的一个同志啊，竟然突然撒手离我而去。”

贺昌连忙宽慰她说：“你不应该总是那样悲伤，甚至沮丧，你应该清楚自己是一个经得起各种考验的共产党员，你这样下去会伤身子，也有可能会消磨革命意志的。”

黄慕兰低垂着头说：“我的革命意志是坚定的，就是对希俨的牺牲太悲伤了。”

贺昌有些心痛地注视着黄慕兰说：“虽然你的工作是积极努力的，但不应当总是带着一种悲伤的情绪。我们都曾经宣誓入党，竭诚表示愿为共产主义事业牺牲。我们也都明白革命斗争是长期的、艰巨的，甚至是残酷的，不可能一帆风顺。因此，要牢记列宁同志的教导：我们无产阶级战胜敌人的武器，就是组织、组织、再组织，学习、学习、再学习，战斗、战斗、再战斗！我们不应遇挫折而消沉，而要迎着困难上，坚信革命必将胜利，坚定地保持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只有这样，才能对革命工作，对自己的身心都有好处。”

为了增强说服效果，贺昌还联系苏联妇女奋发自强的具体事例，来鼓励黄慕兰摆脱消沉情绪，及早振作起来，努力工作。

黄慕兰听了贺昌这番推心置腹的话后，茅塞顿开，眼前豁然开朗了。从此，她不仅精神日渐振作，脸上也现出了往日灿然的笑容。

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贺昌越来越觉得自己对黄慕兰的感情与日俱增，欲罢不能。而且，他也隐约觉察到黄慕兰对自己也由原来相互间的尊重信任，而逐渐产生了倾慕之情。

终于，有一天，贺昌以男子汉的勇敢和率真，再次找黄慕兰单独谈话，倾吐了自己的爱慕心声。他单刀直入地问黄慕兰：“慕兰同志，你看，我是否有可能和希俨同志一样，和你结成革命伴侣呢？”

黄慕兰略作沉吟，随即也很爽快地点点头，微红着脸，低下头说：“这事容我向组织上汇报后再来决定如何？”

贺昌抑制住激动的心情，诚恳地说：“就应该如此慎重对待的，我等待着你的答复。”

黄慕兰回去做一番考虑之后，便去找周恩来将贺昌求婚一事作了汇报。

周恩来听了非常高兴，满意地笑着说：“很好，贺昌同志是值得你爱的，我同意你们结合。”

黄慕兰从周恩来办公室出来，直奔孟渊饭店。轻轻推开房门，只见贺昌正在那里聚精会神地思考问题。黄慕兰蹑手蹑脚地走到他背后，带着喜悦朗声呼唤：“贺昌同志......”

贺昌从沉思中蓦然惊醒，急忙转过身站了起来，给她让座、倒茶。黄慕兰沉住气，在贺昌办公桌前坐定，半天也不说一句话。

贺昌盯着黄慕兰仔细端详一会儿，聪明的他已经从她故作镇静的神态中猜测出了事情的答案。但是，他也故意装作不知情的样子，不紧不慢地问道：“慕兰，你今天有什么喜事要向我说呢？让我猜一猜，是不是咱们的事组织上批准了？”

黄慕兰知道瞒不过他，就笑吟吟地说：“是的，周恩来还夸了你一通呢。”

贺昌问：“那咱们什么时候举行婚礼呢？”

“还是你来决定吧！不过，我们在白区工作能举行仪式吗？”

“仪式恐怕是不能举行了，可是就这样简单地搬到一起住就算结婚，那就有些对不起你了。”

黄慕兰爽朗一笑，说：“这有什么，共产党人嘛。不讲究形式，要注重实质才好呀。”

1928年年底，贺昌与黄慕兰喜结连理。没有豪华的宴席，没有高档家具，两个志同道合的情侣把铺盖搬往一起，就算有了他们的新家。

结婚之日周恩来、李立三、刘少奇、陈潭秋、李富春、邓小平、关向应、邓颖超、蔡畅等许多与他们同甘苦共患难的同志都纷纷向一对新人祝贺。新婚一过，贺昌就告别新娘返赴香港，以中央巡视员的身份，全神贯注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他主要负责领导广东、广西两省党的工作，担任了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此时，上海的工人也在酝酿罢工斗争，党中央动员机关干部到基层去发动群众，并在实际斗争中经受考验。

黄慕兰则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要求到工厂去锻炼。得到批准后，她被派往浦西区棉十三厂当学徒工。

1929年五六月间，黄慕兰来到香港担任南方局的秘书兼交通员。夫妻俩终于可以暂时告别天各一方的分离生活。

这年冬天，共产国际有一笔经费通过越南支部汇到南方局，要转交给中国支部。南方局在香港代收后，贺昌便考虑物色一位可靠合适的人选转送上海中央。思来想去觉着黄慕兰合适，因她既对上海情况熟悉又是南方局的交通员，况且挺着大肚子更不易引起别人的怀疑。

贺昌把他的决定告诉黄慕兰后，她爽快答应了。她化装成贵妇人模样，穿起大衣，戴上帽子，带着一个樟木箱，并让拎箱子的同志扮作她的佣人，乘坐法国“皇后号”轮船，坐上头等舱前往上海。抵达上海后，李富春派了小汽车来到码头接头。待迅速顺利交接完毕，黄慕兰又换穿上平常衣服，和“佣人”一起买了普通舱票返回香港。

回港后，贺昌赞扬黄慕兰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贺昌说：“慕兰你在敌人的牢里经得起考验，这次又能扮成贵妇人顺利地把经费护送到上海安全交给中央，能上能下，真是好样的。”

1930年3月3日贺昌的儿子降生了。贺昌夫妇给爱子取名为贺平。儿子一出世，他就让接替他任南方局书记的卢彪夫妇抱走。原来，孩子出生前，贺昌就已接到中央调他到设在天津的顺直省委任书记的通知。当时贺昌思忖：妻子怀孕时曾坐牢，缺乏营养，患了严重胃病；孩子又太小，一起去天津，长途跋涉，旅途劳顿，恐怕遭罪得很。可是，若把母子留在香港，没人照顾又放心不下。他便瞒着妻子悄悄与柯麟和卢彪事先商量，决定把孩子送给卢彪夫妇做儿子。卢彪夫妇欣然接受了。

黄慕兰刚生产完就要与儿子分离，思想上怎么也想不通。因为她与宛希俨生了第一个儿子后，当即就被送回宛希俨老家让人抚养了，现在又要将亲骨肉送给人，她当然极难割舍。贺昌耐心做妻子的思想工作。

1930年3月底，贺昌夫妇到达天津。黄慕兰仍然做秘书兼机要交通员的工作。夫妇俩住在天津法租界黄家花园，有妻子在身边，贺昌更加精神百倍地工作。

这年8月，中共中央成立北方局，贺昌担任书记。六届三中全会上，贺昌当选为中央委员。北方局撤销后，贺昌夫妇再次回到上海。

1931年6月的一天，中央安排贺昌去中央苏区工作，贺昌告别了爱妻黄慕兰前往江西工作。然而，这一去竟然成了与黄慕兰的永别！

七、两次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代理主任

   

贺昌1929年9月到达中央苏区，担任兴国县委书记，1932年(壬申，民国二十一年)2月调离兴国县委，担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因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受重伤，1933年4月贺昌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贺昌在那段时间里工作得格外认真，政治部的每一份文件和指令，贺昌都要亲自查看亲自审批。

因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顾作霖病故，1934年5月至9月，贺昌再次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

贺昌在红军总政治部做的一件最大的事，就是协助王稼祥筹备、召开了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继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于1934年2月7日至12日在瑞金沙洲坝中央政府大礼堂召开的这个会议，受到了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高度重视，博古、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都到会并讲话。会议总结了红军建军以来的政治工作经验，进一步提出了红军政治工作的任务、目的和要求。确定了红军政治工作的总方针和具体的工作方法。会议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的战略口号，给此后的人民军队建设以深远影响。贺昌在会前几个月，就会议议程及根据议程拟讨论的各种问题，作了深入的调研，提出了详细的意见。这些意见在由王稼祥和他联署发布的总政第七号训令即《关于游击队工作的训令》、《关于争取白区群众发展游击运动扩大苏区的训令》等指示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会议期间，贺昌主持大会，并在讨论阶段作重要发言。贺昌的发言内容在会议期间由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发表。其重点在于从保证红军军事技术与组织纪律性、革命警惕性的提高，支部工作的进步，赤少队与红军后方工作的加强等方面，阐述进一步做好红军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会议结束之日，贺昌致闭幕词，强调要"用政治工作来保证上级命令的执行，保证每一个战斗的胜利，保证军委统一意志的实现，以争取五次反'围剿'决战的胜利"。贺昌的上述言论，虽然因为组织纪律的约束等原因，字面上仍然少不了"左"的一套，但其精神却是积极的、科学的。这些思想和文件对当时革命军队正规化建设，对于增强部队的战斗力，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血洒苏区的英烈。尽管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希望以加强政治工作使红军更加强大，保证第五次反"围剿"一如既往获得胜利，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还是把第五次反"围剿"引向了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