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第二章 第二位总政治部主任 毛泽东（八）

十三、领导粉碎国民党军一、二、三次围剿。

1930年12月上旬，1930年12月，蒋介石调集10万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毛泽东、朱德领导红一方面军和根据地人民采取集中兵力、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战术应敌。红一方面军除以少数兵力配合地方武装，迟滞、迷惑敌人，诱敌进入预定范围外，主力实行"求心退却"的策略，于11月26日全部退到东固、南垄、龙冈地区。12月1日，又秘密转移到黄陂、小布、安福圩地区荫蔽待机，进行作战准备。

1930年12月16日，各路国民党军开始向根据地中心区进攻，诱敌部队边打边退，枪响即撤，一步一步地把谭道源师引诱到乐安县，把公秉藩和张辉瓒两个师引诱到今吉安市青原区的东固山区。

1930年12月25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在小布召开了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毛泽东主持大会，并亲自撰写了一副对联挂在主席台两边台柱上，右边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左边是"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这就是毛泽东总结的对付国民党发动军队的致胜法宝。

1930年12月29日，国民党军第18师主力向龙冈推进，急于寻找红军主力决战。该地区人民条件和地形条件均对红军有利，敌人又是孤军冒进，于是红军主力秘密西进，埋伏在龙冈附近山中。12月30日，当国民党军第18师师长张辉瓒率其师部及两个旅由龙冈进至小别附近时，即遭红一方面军主力猛烈攻击，包括张辉瓒在内的9000余人全被歼灭。

张辉瓒师被歼后，在源头的谭道源师仓惶东撤。红军乘敌阵势混乱，挥戈东向，星夜向东韶急进。1931年1月3日，谭师退到东韶，立足未稳就遭红军突袭，半数被歼，官兵被俘3000余人，残部向南丰方向溃逃，其他敌军慌忙撤退，国民党军的第一次"围剿"即被粉碎。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结束后，毛泽东写作了诗词《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

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

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意义重大，它是中国工农红军建立后歼敌最多、战果最大的一次战役，也是红军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过程中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此役，红一方面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在中央根据地人民的支援下，共歼敌一个师部又三个多旅约1.5万人，缴获各种枪支1.2万余支，取得了反"围剿"作战的重要经验，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并为粉碎敌人的下次"围剿"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1年2月，蒋介石派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兴兵20万。组织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大规模“围剿”。苏区中央局项英等不少人主张红军撤出苏区，保存实力。毛泽东力排众议，主张红军依托根据地，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军。并提出先打较弱的第5路军，然后向东横扫，在闽赣交界之建宁、黎川、泰宁地区扩大苏区，征集资财，便于打破敌人下一次“围剿”。最后，中共苏区中央局肯定了毛泽东的主张。

4月1日，国民党军分四路开始进攻。第19路军之第60、第61师主力由兴国向龙冈、宁都方向前进；第5路军之第28师、第47师1个旅、第43、第54师，分由泰和、吉安、吉水、永丰向东固、潭头、沙溪方向前进；第26路军之第27、第25师，由乐安、宜黄向大金竹、洛口方向前进；第6路军之第8、第24师、第5师4个团，由南丰、康都地区向广昌方向前进。

4月20日，红一方面军主力由宁都、石城、瑞金地区出发，于23日转到退却终点龙冈、东固地区隐蔽集结。

5月10日，国民党军继续向中央苏区中心区域推进。第5路军之右翼第28师和第47师1个旅，于13日由富田地区分两路向东固前进，15日进到桥头江、择龙坑一线；中路第43师由水南进到大源坑、潭头；左翼第54师由严坊进占百富、沙溪。与此同时，第19路军之第60、第61师各一部经崇贤、方太向城冈圩前进；第26路军之第27师经大金竹向南团前进，第25师进占肖田、东韶、洛口；第6路军之第5师一部和第8师进占头陂、白水（今赤水）后，即在这一带“清剿”，第24师进驻广昌，第56师进至福建省安远汛（今安远）后，以一部兵力进入江西省“协剿”。

红一方面军主力在东固山区隐蔽待机20多天，终于等到了敌第5路军右翼部队脱离其富田阵地的极好时机。5月14～15日，朱德、毛泽东指挥红一方面军集中兵力，歼灭由富田出动之第28师和第47师1个旅于运动中。接着，红军日夜兼程，向东急进。这时，敌第6路军慌忙由白水、头陂向广昌收缩兵力，并自5月23日开始，按第8、第24、第5师的顺序，由广昌地区向南丰撤退。前委书记毛泽东决定，乘第5师4个团未及撤离广昌之机，攻歼该敌。部署是：27日晨，红军直逼广昌城下。守军凭坚顽抗，红军激战终日，于21时攻克广昌城，歼第5师一部，余部逃向南丰。

28日，毛泽东、朱德令红4军第10师北进，配合红3军继续追击第24、第8师和第5师余部；令红4军主力留守广昌城开展工作；红一方面军总部率红3军团和红12军主力继续向建宁城前进，求歼敌第56师。30日，红军进到建宁城以西地区，31日突然向建宁城发起攻击，于18时攻占该城，歼敌第56师3个多团。至此，毛泽东指挥红军在半个月内连续取得了5次战斗的胜利，共歼国民党军3万余人，缴获各种枪2万余支（挺），炮30门，电台2部，并占领赣东、闽西北广大地区，巩固和扩大了中央苏区，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

1931年6月，蒋介石自任总司令，何应钦为前敌总司令，调集30大军，采取“长驱直入”的方针，企图首先消灭红军主力，摧毁苏区，然后再深入进行“清剿”。

红军第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决定继续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待敌深入苏区中心区，再集中兵力实行反攻，以打破敌之“围剿”。

7月10日前后，毛泽东、总司令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第3军团、第4军主力、第12军相继从闽西北、闽西、闽赣边地区出发，冒着盛夏酷暑，紧急行军，绕道瑞金以北的壬田，于22日前到达雩都（今于都）以北的银坑、琵琶垄、平安寨、桥头地区，同由雩都、瑞金北上的红3军主力、红35军和由赣江以西来到的红7军及红20军军部和第175团会合，28日又移到苏区后部兴国县城西北的高兴圩地区，集中隐蔽待机。8月5日晚，红一方面军主力从兴国、崇贤两地国民党军之间20千米的空隙中向东急进，6日午前进到莲塘、官田地区隐蔽待机。国民党军对红军的这一行动没有察觉，敌第1、第2路进击军在红35军、红12军第35师的牵引下，正扑向赣江边；而敌第3路进击军则由良村分两路向莲塘、城冈前进。

6日午后，敌第3路进击军第47师先头第2旅进到莲塘附近时，毛泽东、朱德当即决定，集中兵力歼灭该旅，尔后向北进击，求歼第3路进击军主力。当日晚，红3军团、红4、红7军秘密接敌，于7日拂晓突然发起攻击，战至9时，全歼第47师第2旅又1个多营。

莲塘战斗后，红军主力乘胜向良村急进，途中与由良村出援的敌第54师第160旅遭遇，歼其1个团，该旅余部逃向良村。红军衔尾猛追，于13时许攻入良村，又歼刚由城冈撤回良村的第54师师部和2个旅的大部。良村战斗后，红一方面军以红3军佯攻龙冈，主力则东进，围歼刚从君埠、南陵等地缩回黄陂的第3军团之第8师。

11日晨，红军进到黄陂附近，中午向黄陂发起攻击，一举突入村内，歼敌第8师2个团。15时，敌第8师余部分向洛口、宁都突围，红军在追击中又歼其2个团。随后，红一方面军主力转到君埠以东地区休整。12～15日，国民党军采取密集大包围态势接近红军的集中地域――君埠以东地区。毛泽东胆大心细，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2万余人，于8月16日晚，利用夜暗，从正在东进的国民党军第1军团和第2路进击军之间10千米间隙的大山中穿越过去，次日晨回到兴国东北的白石、枫边地区隐蔽休整。8月底，蒋介石发觉红军主力已由君埠以东地区西去，随即以其第1军团为先头，其他各部随后，再次西进，寻求红军主力决战。毛泽东、朱德为进一步调动和疲惫国民党军，于9月初率红一方面军主力继续西移，转到兴国、万安、泰和之间的均村、茶园冈地区隐蔽待机。此时，两广事变发生，广东、广西两省军阀向湖南衡阳进兵，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下令结束对红军的“围剿”，实行总退却。

9月6日晚，毛泽东、朱德当即决定首先抓住兴国地区北撤之敌一部歼灭之，尔后视机扩张战果。遂令红3军、独立第5师迅速抢占老营盘，断敌退路；红3军团、红4军（并指挥第35师）、红35军进攻高兴圩及其南北之敌；红7军牵制兴国之敌。7日拂晓，国民党军第4军团由兴国地区向北撤退，其先头独立旅撤到老营盘附近时，红3军一部切断了该旅与第4军团后续部队的联系，随后，红3军、独立第5师向独立旅发起迅猛攻击，战至14时许，将其全歼。

7日，红7军向兴国进逼，牵制第52师；红3军团、红4军（并指挥第35师）、红35军向高兴圩地区之国民党军第60、第61师发起攻击，激战至8日，毙伤敌2000余人，战斗形成对峙。红军为保持主动，即撤出战斗。

13日，国民党军第4军团主力和第1军团第52师分别由长迳口、兴国等地向吉安撤退，红一方面军主力对该部实施追击。

15日拂晓，在第4军团主力通过方石岭隘口后，红一方面军主力赶到，一部抢占了方石岭，截住第52师及第4军团的1个炮兵团和1个步兵营，并将其包围于方石岭以南地区，随即发起猛攻，战至9时，将其全歼。其他各路国民党军纷纷撤至吉安、永丰、宜黄、南城、南丰、广昌、宁都、赣州等地。

至此，红一方面军在苏区人民群众和地方武装的支援、配合下，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往返穿插于国民党军重兵集团之间，避强击弱，速战速决，粉碎了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大规模“围剿”，共歼国民党军17个团3万余人，其中俘1.8万余人，缴获长短枪1.5万余支，机枪175挺，迫击炮55门，电台6部。巩固和扩大了中央苏区。经过这次反“围剿”作战，基本形成了红军行之有效、比较完整的作战原则。

十四、出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1931年2月17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总政治部的任务及 红军中政治部与政治委员的关系的通令》，决定设立红军总政治部， 任命毛泽东为总政治部主任兼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２月下旬 毛泽东组织印发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 《关于争取第二次反“ 围剿”胜利的宣传大纲》， 其中指出了争取第二次反“围剿 ” 胜利的有利条件。毛泽东在通令中又布置了红军和地方党的各项政治准备工作，要求召开士兵会、誓师会等。２ 月 ２ ７ 日 　 毛泽东在 黄 陂， 以 中 央 革 命 军 事 委 员 会 总 政 治 部 主 任 名 义 ， 写 信 给 江 西 省 苏 维 埃 政 府 主 席 曾 山 并 转 省 苏 诸 同 志 ， 其 中 关 于 民 权 革 命 中 的 土 地 所 有 权 问 题 指 出 ： “ 关 于 田 没 有 分 定 一 层 ， 在 现 在 红 色 区 域 是 个 大 问 题 。 过 去 田 归 苏 维 埃 所 有 ， 农 民 只 有 使 用 权 的 空 气 十 分 浓 厚 ， 并 且 四 次 五 次 分 了 又 分 ， 使 得 农 民 感 觉 田 不 是 他 们 自 己 的 ， 自 己 没 有 权 来 支 配 ， 因 此 不 安 心 耕 种 ， 这 种 情 形 是 很 不 好 的 。 ” 省 苏 应 该 通 令 各 地 各 级 政 府 ， “ 要 说 明 过 去 分 好 了 的 田 （ 实 行 抽 多 补 少 抽 肥 补 瘦 了 的 ） 即 算 分 定 。 得 田 的 人 ， 即 由 他 管 所 分 得 的 田 ， 这 田 由 他 私 有 ， 别 人 不 得 侵 犯 。 以 后 一 家 的 田 ， 一 家 定 业 ， 生 的 不 补 ， 死 的 不 退 ， 租 借 买 卖 ， 由 他 自 主 。 田 中 出 产 ， 除 交 土 地 税 于 政 府 外 ， 均 归 农 民 所 有 。 吃 不 完 的 ， 任 凭 自 由 出 卖 ， 得 了 钱 ， 来 供 给 零 用 。 用 不 完 的 ， 由 他 储 蓄 起 来 ， 或 改 良 田 地 ， 或 经 营 畜业 ， 政 府 不 得 借 词 罚 款 ， 民 众 团 体 也 不 得 勒 捐 。 ” “ 农 民 一 家 缺 少 劳 力 ， 田 耕 不 完 ， 或 全 无 劳 力 ， 一 点 不 能 自 耕 的 ， 准 许 出 租 。 租 完 多 少 ， 以 两 边 不 吃 亏 为 原 则 ， 由 各 处 议 定 。 ” ３ 月 ２ ０ 日 　 以 中 央 革 命 军 事 委 员 会 总 政 治 部 主 任 名 义 ， ３ ６ ４ １ ９ ３ １ 年 发 布 《 目 前 敌 我 的 形 势 和 争 取 二 次 战 争 胜 利 的 准 备 工 作 》 的 通 令 。 通 令 提 出 “ 争 取 二 次 胜 利 的 中 心 意 义 在 于 转 变 敌 我 形 势 ” ， 并 指 出 ： “ 自 从 军 阀 战 争 暂 时 停 顿 、 敌 人 向 革 命 进 攻 以 来 ， 敌 人 是 一 种 攻 势 ， 我 们 在 大 体 上 说 始 终 是 一 种 守 势 ” ， “ 因 此 转 变 敌 我 攻 守 的 形 势 ， 成 为 二 次 战 争 的 中 心 任 务 ” 。 “ 要 转 变 敌 我 攻 守 的 形 势 ， 就 要 给 第 二 次 进 攻 的 敌 人 以 严 重 的 打 击 ” 。 通 令 还 强 调 ， 只 有 把 敌 人 的 攻 势 变 成 守 势 ， 使 敌 人 退 守 到 中 心 城 市 去 ， 才 能 彻 底 解 决 苏 区 的 巩 固 和 发 展 问 题 ， 才 能 使 红 军 得 到 进 一 步 的 扩 大 和 精 练 ， 才 能 给 全 国 政 治 局 面 一 个 大 的 影 响 。

３ 月１２日 为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起草关于怎样办 《 时 事简报 》的 小 册 子 ， 叙述了举办《 时事简报》的意义 、 １９３ １年 《 时 事 简 报 》 的 内 容 和 它 的 编 写 方 法 。

４ 月 ２ 日 　毛泽东 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的名义 ， 发出 《 总政治部关 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 》， 提出 “ 不做 调查没有发言权 ， 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 发言权 ” 的 口 号 。

４月上旬 ，中共中央 代表团任弼 、 王稼祥 、 顾作霖到达中央苏区。不久王稼祥接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十五、宁都会议痛失兵权

毛泽东在指挥中央红军胜利粉碎国民党军第一、而、三次大规模“围剿”后，又指挥红军打下漳州，缴获大量银元和物资。革命形势一派大好，但毛泽东本人却即将遭遇人生重大挫折。1932年7月，蒋介石调集近40万兵力，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中央红军奉命从漳州千里回师北上。8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在兴国开会，讨论红军行动计划。会议决定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会议还决定，前方组成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4人"军事最高会议"，由周恩来任主席，负责解决一切行动与作战总计划;后方则分工做地方群众工作，以积极配合前方军事行动。但是，后方中央局与前方领导人对打不打南城问题发生分歧。中央局不满意前方领导人决定不攻南城，而改在南城、南丰、宜黄之间分兵筹款的主张，要求按临时中央的指示，将红军主力绕到乐安、宜黄等地迎敌，并进而威胁和夺取吉安、抚州等中心城市。9月23日和25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两次联名致电中央局，一再说明:在现有条件下，攻城打增援部队是无把握的;主张"赤化北面地区，逼近宜、乐、南丰，变动敌情，争取有利于决战以消灭敌人的条件。"25日，中央局复电不同意，要求红军主力"积极地出击敌军"。26日，周、毛、朱、王再电中央局，说明中央局的计划不能执行。同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发出了《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训令对敌人第四次"围剿"的策略，红军的战略任务以及未来决战战场的预定和战备工作做了部署。但是，中央局认为训令违背临时中央的进攻中心城市与敌主力决战的"积极进攻路线"，是"离开了原则"的"极危险的布置。"并"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

1932年10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小源村召开全体会议。毛泽东、朱德、王稼样、顾作霖、邓发、任弼时、项英等出席了会议。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因在前线部署军事，前期未能赴会。刘伯承总参谋长列席会议。前期会议由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主持，周恩来到会后，由周恩来主持。会议“批评了泽东同志过去向赣东发展路线与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斗争”。任弼时、项英等人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前方实际指挥作战的毛泽东。他们指责毛泽东的根据地思想是“向偏僻区域发展”的“上山主义”；毛泽东的诱敌方针是“纯粹防御路线”，是“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毛泽东一再坚持自己的原则，是“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对这些错误要及时和无情地打击。毛泽东在会上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申明自己的观点，同错误意见进行了坚决的说理斗争。但是，他势单力薄。

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等人提出：解除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撤销他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召回后方，专做政府工作。由周恩来负责战争的领导总责。王稼祥挺身而出，慷慨陈词，力排众议，坚决反对撤销毛泽东的总政委职务，他说，应该让毛泽东继续留在军事领导岗位上，指挥红军作战。

原来，王稼祥经过了一个时期与毛泽东的相处和了解，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和建军思想深为敬佩。他义正词严地说：“我从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中，以及从攻打赣州的教训中，逐步地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主张，是符合红军和苏区实际情况的，他提出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已经被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的，他的指挥决策也一再被证明是正确的。红军和苏区之能有今日，是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大敌当前，不可换将，指挥重任，非他莫属！”

王稼祥为了说服后方成员，他接着恳切地说“众所周知，我也是四中全会后由中央派来苏区的，我对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从和执行的。我与毛泽东同志并非旧交，相识不久，倒是与王明、博古等同志是老同学、老同事，甚至同乡。

周恩来也不同意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他说“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

周恩来提出另外两种方案：

“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 

毛泽东因无法取得苏区中央局的信任，不同意第二种方案。

会议上“大多数同志认为，毛同志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因此，会议最后通过了周恩来提出的第一种方案，让毛泽东留在前方“助理”。毛泽东因身体有病。提出请病假到后方治病。苏区中央局予以批准，前提是要他在“必要时到前方”。会后，毛泽东即到长汀医院治病。

10月12日，中革军委根据苏区中央局的指示，发布了一个通令，全文如下：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通令：

当此革命猛烈向前发展的时候，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发展是十二万分重要的。工农红军红1方面军兼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特此通令各军，希转饬所属知照。

                                                                                          主  席  朱  德

                                                                                        副主席  王稼祥

从此数年间，毛泽东失去对他亲手缔造的中央红军的指挥权，中国革命也因此遭到灭顶之灾。

十五、遵义会议重掌兵权

 1930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王明左倾路线中央苏区的主要代理人博古，一个24岁的留苏归国年轻人被王明和共产国际指定为临时中央负总责。博古不仅毫无实际斗争经验、对中国革命实际缺乏了解，而且刚愎自用，领导作风恶劣，极力排斥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无情打击赞同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同志，多次粗暴拒绝毛泽东关于打破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正确主张。致使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在转移中博古等又推行逃跑主义，致使中央红军遭受重大损失，到湘江战役结束时，红军已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广大红军指战员对博古、李德等非常不满，全军想念毛泽东。毛泽东在转移途中做通了原属左倾阵营的张闻天、王稼祥的工作，得到他们的支持，又做了周恩来、朱德等的工作。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极力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辩护。接着，周恩来作了副报告，主要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战略战术及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张闻天做了反对博古报告的报告。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着重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以及博古在总结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辩护的错误观点。王稼祥在发言中，第一个明确提出撤销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由毛泽东指挥红军的主张。朱德、刘少奇等多数同志在会上发言，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委托张闻天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并由常委审查通过。决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博古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当时应无常委之说)，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会后，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毛泽东重掌红军指挥权。

遵义会议是中共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一次会议。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实际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确领导。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共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从此，中国革命就在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指引下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

十六、四渡赤水用兵如神

毛泽东晚年曾几次对人说“我的得意之作是四渡赤水！” 1935年1月 遵义会议虽然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军事方面的统治，毛泽东重新指挥红军，但仅有三万余人且体弱病残的人占多数的红军，被几十万国民党反动军队团团包围，形势仍万分危急。为了贯彻遵义会议做出的北上入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方针，中央红军发起土城战役，但由于情报失误、兵力分散等原因。敌人越打越多，毛泽东当机立断，指挥红军撤出战斗，放弃北上渡江入川，改为向西度过赤水，转入川滇黔交界一带，这就是一渡赤水。此时红军部队的前方就是滇北的扎西，在这里国民党军没部署兵力，因此这里目前是安全的，红军主力部队得以在这里进行稍作休整。

直到2月10日的时候，国民党才发现红军已经进入云南了，于是老蒋命令云南的龙云和北边的川军向扎西地区进发，后又命令薛岳向西急进。蒋介石的这点伎俩毛泽东早已经摸准了，毛主席发现贵州目前是一个兵力匮乏的地方，于是立马指挥红军二渡赤水，再次进入贵州。二占遵义，击溃和歼灭敌中央军2个师又8个团，俘敌3000余，取得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胜仗。，是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以来取得的一次最大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红军士气，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气焰。

面对步步紧逼的敌军，3月15日毛泽东下令攻打金沙县，吸引附近的国民党军前来增援，果不其然敌军东调。3月17日，毛泽东指挥红军放弃攻打金沙县，穿插到北边的茅台镇，红军部队从这里三渡赤水，再次摆脱合围的敌人。红军主力部队三渡赤水后，重入川南，进入山区隐蔽，派红八军团佯攻古蔺县城，制造红军要从这里抢渡长江的假象。。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动重兵围堵。毛泽东指挥红军又突然挥师东进，折返贵州，于3月21日晚至22日四渡赤水。威逼蒋介石所在的空城贵阳。蒋介石惊慌失措，急令滇军火速救驾。金沙江防线洞开，毛泽东指挥红军佯攻昆明，巧渡金沙江。跳出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包围圈，打开了北上抗日的通道。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