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第九任总参谋长 邓小平（三）

八.千里跃进大别山

巍巍大别山，铮铮英雄魂。，1947年8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成为我军在解放战争中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历史转折点。

1947年7月23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亲自起草4A绝密”，最紧急电报的电文，指示刘伯承、邓小平：“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

然而这时，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部队刚结束鲁西南战役，经过近1个月的连续作战，部队已经极度疲劳而且伤亡较重，亟须休整补充。

7月28日，刘邓给中央军委回电，如实陈述了部队存在的困难，希望能在内线休整补充一段时期，再向大别山挺进。

没想到次日毛泽东便亲自起草了一份标有3个“A”的绝密电报，直陈“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这让刘伯承、邓小平深深感受到形势的严峻以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他们寄予的重望。两人立即复电：“完全服从中央决定，半个月后行动。”

实际上不到半月，在收到“3A”电报后的第9天，也就是8月7日黄昏，刘邓大军便率军南进，开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行动。

闯过黄泛区，血战汝河，强渡淮河…经过20天，刘邓大军胜利挺进大别山，像一把利刃插进了国民党统治区的心脏。

晋冀鲁豫野战军政委邓小平在具体领导和指挥部队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过程中，体现了极强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在部队连日作战行军已疲惫不堪之时，邓小平发出“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的号召。刘邓大军为了实现党中央的战略意图，不管有多大的困难和阻力，也坚持到底，这种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顽强的革命斗志，是政治意识的突出体现，也是革命成功的重要保证。

千里跃进大别山，刘邓大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部队由出发时的12万锐减到6万。但邓小平、刘伯承正确认识和处理局部与全局、当前与长远的关系，不惜以局部损失换取全局改善，体现了突出的大局意识

千里跃进大别山是刘邓大军在极为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完成的改变整个战争态势的战略任务。用邓小平后来的话说：“整个解放战争最困难的是挑这个担子，是挑的重担啊。”对“挑这个担子”付出的代价，刘伯承、邓小平从一开始就有准备，但他们看的是解放战争这个大局。正如邓小平在出发前表示的那样：“为了这个大局，我们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这个担子都得挑起来，大的代价会换来全局的改变。困难会超过抗日战争，但这是暂时的、局部的…

刘邓大军成功跃进到大别山的消息传到陕北，毛泽东欣喜地说：“我们总算熬出头了！20多年来，革命一直处于防御地位，自刘邓南征后，我们的革命战争，才在历史上第一次转为战略进攻！”

九、率部横扫大西南

 

　　1949年邓小平（左一）与刘伯承（右一）、张际春研究进军西南问题。

1949年10月12日，我南下大军威逼广州，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妄图盘踞西南，负隅顽抗，置川黔滇康四省总兵力约90万人，并以陇南、陕南为决战地带，沿秦岭、巴山、巫山、武陵山组成“西南防线”。

面对蒋介石打的如意算盘，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西南也志在必得。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决定，为歼灭西南诸敌，要采取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包一个大“饺子”，将蒋介石在西南的90万大军全部包住，一口吞下。为此，中央决定，成立西南局，邓小平任第一书记，刘伯承、贺龙分别任第二、第三书记。向西南进军，解放大西南，邓小平再担重任。决定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第二野战军主力和第四野战军一部，从湘鄂西地区攻敌不备，直出贵州，进占川东、川南，切断胡宗南集团和川康诸敌退向云南的道路；随后令贺龙率领在秦岭地区的第十八兵团和第一野战军一部，迅速南下，追击胡宗南部，会同二野主力聚歼残余诸敌于四川盆地。

进军大西南异常艰苦。部队由湘鄂西出动后，连续半个多月淫雨绵绵；仅有的几条公路，多被国民党部队破坏；前进的道路上重峦叠嶂，山峰逶迤不绝；山势陡，湍流急，人烟稀少，粮秣缺乏，加之残敌据险节节抵抗，就更增加了进军的困难。但大家牢记邓小平进军西南要“准备吃苦”的讲话，士气高昂，不避艰险，不惧困难，以日行100多里的速度，坚定地向指定目标进军。

进军大西南之役，在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等的指挥下，我军采取“大迂回、大包围”的战略方针，凭借坚强的革命意志和一双双铁脚，胜利走完了八千里路小长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消灭了盘踞在云、贵、川、康四省的约90万国民党武装，以最小的代价取得了最大的成功。

十、三落三起，打不倒的东方小个子。

邓小平同志一生历经坎坷，经受了“三起三落”。1933年夏，时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的邓小平和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人因拥护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被当时党内的“左”倾领导者撤职，被打成毛派头子。这是邓小平政治生涯的第一落。邓小平坚持原则，乐观豁达、扎实工作，得到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的肯定，被安排到总政治部任红星报总编，走出了人生的低谷。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邓小平就被打成全国第二号走资派，受到错误批判和斗争，被剥夺一切职务。1969年10月中央因战备需要，决定将一批在京中央领导干部疏散外地，毛泽东去了武汉，林彪去了苏州，朱德、董必武去了广州，邓小平、陈云、王震等被安排到南昌。10月23日邓小平一家乘飞机到达南昌，江西省委将邓小平夫妇安排在南昌附近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劳动，住在工厂附近的望城岗原福州军区南昌步兵学校（现为南昌陆军学院）校长许光友住的被称为“将军楼”的一幢两层小楼，楼下是秘书黄文华和警卫战士贺福柱的办公室和住处，邓小平一家住楼上，有一个用篱笆围起来的大院子，可供散步，院内种满了梧桐和各种花草。院门外面有两名解放军战士站岗。有一条蜿蜒曲折，布满杂草的1.5公里长的田间小道，从“将军楼”一路延伸直达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邓小平每天到工厂劳动半天。

1969年10月到1973年2月，邓小平劳动之余，认真读书学习，每天傍晚都会绕着“将军楼”院墙散步半小时，围着小楼转40圈，步行大约5000步，一边走着，一边思索。1971年9月林彪事件后，邓小平于1971年11月6日听到中央文件传达两天后给毛主席写信，表示坚决拥护中央粉碎林彪反党集团。1972年8月1日，邓小平和工人们一起，在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第四次听了关于林彪反党集团阴谋叛乱的罪行材料的传达。听完传达以后，邓小平回到住处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信中，邓小平用较大的篇幅和真切的语言，表示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对林彪集团的揭露和批判。在对林彪集团进一步揭发、批判之后，对于自己的“错误”，邓小平简要地作了实事求是的检查和应有的承担。在信的最后，他再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出来工作的要求。

毛泽东收到邓小平的这封信后，很快于8月14日作出批示：“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毛泽东最后又写道：“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1973年初，毛泽东做出了让邓小平尽快复出的决定。2月19日，邓小平率领全家人告别在江西居住了3年多的小楼，2月22日，乘火车回到了北京。

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邓小平立即投入了紧张的日常工作，并开始介入有关的外事工作和会见外宾。1975年1月5日，经毛泽东圈阅，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接着，在很快召开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得到追认，并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在政治上第二次崛起。

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面对文革带来的严重混乱局面，大刀阔斧开展各条战线的整顿，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矛头直指“四人帮”，因此再次受到错误路线的打击，被指责为搞“右倾翻案风”，于1976年5月再次被错误地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这是邓小平政治生涯中的第三落。面对又一次巨大挫折，邓小平始终坚持党性，坚持原则、意志如钢，老当益壮，越挫越勇，不坠青云之志。

1977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在1976年被错误撤消的一切领导职务。邓小平第三次从严重的政治挫折中崛起，并逐步成为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被称为打不倒的东方小个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