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第六任总参谋长滕代远（二）

二、突出贡献。

5、提出《滕杨方案》，保障解放区供给。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企图把中国变为其扩张战争的后方基地。从1941年3月起到1942年秋，日军对太行根据地实行了5次“治安强化运动”，5000人以上的大“扫荡”有7次，小规模的“扫荡”不计其数。太行根据地的面积减少了2.28万平方公里，是该根据地史上面积最小的时期。

而此时，国民党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不仅停止对八路军的供给，还对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日军的暴行和国民党的封锁，给太行根据地军民带来巨大灾难。

雪上加霜的是，这一时期，太行山区遭遇了连年自然灾害和传染性疾病。1942年至1943年，太行山区旱、水、虫、雹等灾害和瘟疫反复交错发生，特别是数十年未见的特大旱灾持续了近8个月，几乎波及整个冀南区和太行区，干旱致使884万亩耕地不能下种。而九月初，冀南又连续7天大雨，滏阳河、卫河两岸尽成泽国。

伴随灾荒而来的，是一场可怕的流行性霍乱。再加上从1943年6月发生的蝗灾，根据地遭遇了历史上最为艰苦的时期。

当时，八路军吃、穿、用方面的物资极其匮乏。在吃的方面，最艰难时期以采摘树叶拌饭充饥。面对严峻形势。

1942年12月，毛泽东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讲话中，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和在处理公私关系中要贯彻“公私兼顾”原则的方针。1943年10月1日，中共中央指出：“明年，不论公私，党政军民，男女老幼，一律投入伟大的生产运动，增加粮食和日用品……否则便将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

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关于1944年方针的指示》中，对生产节约工作也明确指出，“要继续开展全军大生产运动”“所有军队机关人员都应自己动手，进行农业、手工业生产……以减轻人民负担。根据地的政策，必须服从于刺激生产奖励储蓄，违此原则者，应加以改正”。

在中央和北方局的领导和支持下，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滕代远、副参谋长杨立三遵照毛泽东“公私兼顾”的指示，总结太行山地区大生产的经验教训，于1944年4月1日制定公布了《滕参谋长杨副参谋长手订总部伙食单位生产节约方案》，史称《滕杨方案》，拉开了太行山地区以改革促生产的序幕。

《滕杨方案》除了提出生产节约的目标和办法外，还规定了收入在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分配办法。

　　方案共分“写在前面（前言）”“积极生产”“奖励节约”“提倡私人积蓄”“帮助群众生产问题”等5个部分。

　　前言中旗帜鲜明地表明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明确指出：“我们过去把共产主义的远景作为现在的实际，把共产党骨干的思想观点，作为群众的意识……这是主观主义的具体表现。我们要在思想上清洗这种毒素。”“我们提倡劳动，奖励劳动，只要是劳动所得，自己就有权享受，你生产得越多，你所得的也越多。我们提倡节约，奖励节约，只要是合理的节约，你节约得越多，所得的也越多。我们提倡私人积蓄，只要是劳动所得的代价，你越积蓄得多就越好。”

　　“积极生产”部分，规定了每个人参加农业生产、手工业生产、副业生产的任务、办法及收益分配标准。如：凡能参加生产劳动者，每人须开垦荒地2亩，生产出3个月口粮（每天0.75公斤）和全年的蔬菜（每天0.5公斤），超额完成任务者，按20%提奖；鼓励个人利用业余时间捻毛线、打毛衣等，公家代办原料、代销成品，所得盈利自得70%，30%归伙食单位；私人采野菜交伙食，每公斤付钱4角，全归个人；个人养鸡、兔、蚕、蜂所得，全归己有等。

　　“奖励节约”部分，详细规定了8个方面的节约要求及奖励办法：服装、办公用品、粮、煤、厨房用具、公用物品、牲口用具、生产工具和其他一切公物。如：用煤标准，热天（5月—9月）每人每天12两，冷天每人每天14两（均按16两1斤计），节约部分按市价二八分红，伙食单位得八，炊事员得二；一切服装（包括衣服、鞋袜、毛巾），每人必须保有2套以上，在不受冻、不打赤脚的原则下，按照应发标准节约的，节约部分全部折款归个人所有；完成开荒任务且未损坏撅头者，奖现金10元等。从科学管理层面看，方案一个明显特点，就是把毛主席提出的“公私兼顾”原则量化、细化为可以操作的具体办法。

“提倡私人积蓄”部分规定：凡个人生产劳动所得的分红及节约的奖励，只要不是非法所得，均准许私有，私有财物可折价寄家，不愿汇寄者可储存在银行或者合作社生息并建议银行对这样的存款提高利息；个人存款在工作调动或退伍时，准许带走，害病及其他正当开支，准许取用等。这些规定在今日看来可能是多余的，可在当年当地的情况下，却非常必要。否则，便难以使正确的政策收到实效。

　　《滕杨方案》明确规定了“准许私有”，鼓励个人参加生产活动，多劳多得，个人可以按收益多少来分红；按规定标准节约的可以提成分红，分的钱可以寄回家，也可以存银行生息……它一改过去那种只讲为公、不准谈私，忽视劳动者利益、抹杀个人利益的平均主义倾向，提出了多劳多得，奖励能者的原则，比较好地处理了生产与分配、积累与消费、集体与个人利益的关系，是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一个典范。

　　方案对依照规定进行节约、生产等收入全部归个人的条款做了明确的规定，同时对节约部分的作价标准进行了细化，如：节约服装作价的标准为棉衣一套64斤小米，鞋子一双20斤小米，袜子一双11斤小米等。同时明文规定，禁止个人经营商业；破坏公物，要照价赔偿等。还规定，领取新棉衣必须交回旧棉衣，因为旧棉衣拆下的布、棉花和线，刨去损耗，还要用来制作新棉衣。制度执行非常严格，如有一个单位要领新棉衣但不愿交旧的，杨立三硬是不让发给他们新的。《滕杨方案》的出台，极大调动了党政军民努力生产、厉行节约的积极性。从八路军总部到军区，从中共中央北方局到地方各级党组织，所有能参加生产劳动的，不论职务高低，都按要求规定了生产任务，制订了节约计划。在太行根据地，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首长刘伯承、邓小平、杨秀峰、薄一波、戎伍胜等经常荷锄挑担，与战士、群众一齐生产劳动。八路军总部机关当年就开垦荒地500多亩，并种上了谷子、豆子、玉米、土豆、萝卜等。

　由于生产节约与个人利益直接挂钩，各基层单位在执行《滕杨方案》时，都能充分发挥积极性，从一点一滴做起。太行军区特务营一连，以往每月烧柴要用5000元，执行方案后，每月只用2000元，节约率达到60%。他们种的粮食和蔬菜除供本连食用外，还向军区上交一部分。

地方党政机关执行方案后，也取得了令人惊喜的成绩。1944年太行区党政机关新垦荒地7629亩，共种地10332亩，生产细粮10.5万公斤，蔬菜75万公斤，平均每人自给两个月粮食和全年的蔬菜。方案实施后，充分调动了机关和部队参加生产的积极性，把太行山的大生产运动推向了高潮。

大生产运动不仅带动了经济发展，而且很大程度上拉近了军民之间的感情。进一步密切了军民之间的联系，提高了根据地人民参军、支前的积极性。太行区每次兵源补充任务，不到10天就可以完成而且超额，公粮囤积多数村庄只要一天时间。更为重要的是，大生产运动让边区人民重新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坚定了战胜自然灾害、打败日寇的信心，推动了边区的生产防灾和对敌斗争工作，奠定了战胜敌人的物质基础。

而且，《滕杨方案》实现了军心民心的空前团结，激发出了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6、新中国铁路事业的奠基人。

1948年，滕代远任军委铁道部部长兼铁道兵团司令员和政委，领导军民恢复铁路交通，为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和铁道兵的创建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滕代远出任新中国第一任铁道部部长。他抱病踏遍祖国的山山水水，宝鸡铁路、鹰厦铁路、长江大桥，新中国铁道事业中许许多多的第一都留下了他的心血。滕代远到铁路系统工作以后，仍然保持着过去战争年代经常下连队的作风，经常深入基层检查工作。他常对部机关领导干部们说：“基层的意见是一面镜子，可以照出我们领导机关的问题，更 可 照 出 我 们 自 身 的 缺陷。”每次出差，他总是身穿铁路制服，头戴大盖制服帽，佩戴路徽、紧扣风纪扣，一派大将风度。职工食堂、幼儿园、乘务员宿舍都是他经常去的地方。

每次外出检查工作，他都在公务车上吃住。在行车途中，白天，他除了在公务车上听取沿途铁路局负责人汇报外，就在公务车末端的瞭望窗注视铁路沿线的铁路情况，并让身边的工作人员一一记录下来。有一次到重庆，天气炎热，重庆市委负责同志为照顾他的健康，请他到

宾馆去住，他不同意，坚持住在车上。滕代远说：“我们搞铁路的人，两根钢轨就是我的岗位，我在车上睡得踏实，离开岗位就不

是铁道部长了。”

1950 年，滕代远刚刚接手主持全国铁路工作不久，就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指示，着手筹划修建武汉长江大桥，并进行初步勘探调查。1953 年 4 月，铁道部设立了武汉大桥局。大桥局初建，急需技术骨干，滕代远下了决心，将铁道部机关仅有的 3 位一级土木工程师派去两位。

1954 年 1 月 21 日，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政务院 203 次会议，听取滕代远关于筹建武汉长江大桥的情况报告，讨论通过了 《关于修建武汉长江大桥的决议》。滕代远认为，武汉长江大桥要“又经济，又坚固，又美观，又迅速，又安全。这个桥的质量至少保证 100 年”。

他对武汉长江大桥工程非常重视，在修建大桥过程中，大桥的基础工程采取什么样的建设方案，一度存在严重分歧。滕代远经过缜密调查与研究，顶住各方压力，挑战苏联政府派来的以苏运输部长为首的工程代表团的权威，否定了沿用了 100 多年的“气压沉箱法”，坚决支持以西林为首的苏联驻铁道部专家组提出的具有创新思路的“管柱钻孔”方案，确保了大桥建设的顺利推进。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毛泽东曾如此诗赞素有“万里长江第一桥”美称的武汉长江大桥。这座新中国成立后在“天堑”长江上修建的第一座大桥于 1955 年 9 月 1 日开工建设，于 1957 年 10 月 15 日建成通车。半个多世纪来，历经风雨沧桑的武汉长江大

桥，巍然立在大江之上，肩负着每分钟 60 多辆汽车、每 6 分钟一列火车通过的荷载，经受了无数次洪水、大风的洗礼，甚至承受了

来自外力的碰撞达 70 多次，其中最重的一次是被 1 艘 900 吨吊船正面撞上——但是这座大桥不伤筋骨、安然无恙，始终巍然挺立于

涛涛江水之上。今天，武汉长江大桥不仅成为长江上一道亮丽的风景，而且也是一座历史丰碑。

在他主持铁道部工作的16年中，成渝、兰新、包兰、黎湛、鹰厦等铁路，和武汉长江大桥等重大工程相继竣工，基本形成了全国四通八达的铁路网，使铁路成为维系全国各条战线的交通大动脉。

三、轶事

1、淡泊名利

滕代远是人民军队的创立者和领导者之一。他的资历是很深的，他与彭德怀在1928年领导了平江起义，上了井冈山之后一度成为毛主席的副手，先后担任红四军副党代表和红一方面军副总政委，

1937年滕代远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1942年又担任八路军参谋长。他长期担任人民军队高级将领，但由于1955授衔时，他已担任铁道部长，未被授衔。

在1955年1月29日，由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部长罗荣桓署名，向中央军委呈报的《关于地方负责干部的军衔评定和授予问题的请示》中，建议“与军队有历史联系和与某一地区有联系的代表人物”的军衔，采取三种方式办理：滕代远当时在此报告中属于按可评军衔但不授军衔的第二种方式办理。这些人出现的先后次序为滕代远、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邓子恢、张鼎丞、王世泰。可见论功论资历，滕代远足以评大将，有领导甚至认为，他可以评元帅。但滕代远对此毫不在意。当有人对他谈起此事时，他总是淡淡地说，这没什么，没授衔的人多了，如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

2. 廉洁奉公

1938 年 5 月初的一天，一个 50 多岁的农村老汉来到延安中央军委参谋部，要进去找人，被警卫拦住了。警卫见眼前的老人一身土里土气的山乡装束，就盘问道：“你是哪里来的？找谁？”老汉被问得怯怯地回答：“我找儿子。”“你儿子是谁？”“滕代远。”原来这个从大老远跑到延安来的老汉，就是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在湖南老家务农的父亲滕国权。

早在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遍布全国，滕代远的故乡也是血雨腥风，外面不断谣传出门当兵的龙兆 （滕代远乳名） 牺牲了，

父母逢年过节总是呼唤着儿子的乳名，焚香烧纸。

1938 年春，一位同乡从外面回到家里，讲起了滕代远和他的部队都驻扎在延安，并托信邀他的父亲去延安。整整 15 年，突然得知儿子健在，父母喜出望外，匆匆当田卖牛凑齐盘缠后，滕国权便秘密上路前往，在沿途八路军办事处的帮助下，终于来到革命中心延安。

父子相见，身居中央军委参谋长的滕代远自己掏钱叫警卫员买来一只母鸡款待父亲。打过一餐“牙祭”后，滕代远便让父亲到大食堂吃饭。这些年来，滕代远一直过着单身生活，曾经没有任何感情的包办婚姻是压在他心头的一块大石头。在与老父亲朝夕相处的日子里，滕代远吐露自己的内心话，希望家中亲人帮助解除那个让他痛苦的不幸婚姻，得到老父亲的认可。

老人离开延安时，滕代远将身上仅有的 4张 5 角纸币和 1 个红色锁口布袋交给父亲。毛泽东主席知道后，亲笔写信，托李富春请老人家吃顿便饭，代表自己送了10 块光洋，还送了一件旧狐皮袍子。

滕国权返乡后，一些邻里乡亲纷纷围上来问：“您老的儿子在外面当大官，这次回来一定发财了。”老人家调侃地说：“发什么财，穷光蛋一个，没吃，没穿，没钱用，还不如咱乡下老百姓一日三餐稀粥烂饭，快快活活过日子。”嘴上虽这么讲，但老人的脸上却洋溢着自豪的神情。

3、生活俭朴

滕代远生活一向俭朴，在战争年代里，他同士兵一样穿着，一样吃住，衣服补了又补。如今还有当时的补丁衣服和布鞋陈列在麻阳“滕代远纪念馆”里，人们见了无不惊叹。解放进京以后，他仍然把勤俭作为座右铭和传家宝。滕代远的饮食十分简单，每餐一小碟青菜、一小碟腊鱼或腊肉、一小碗汤，主食是一碗米饭或红薯或一个窝窝头。

滕代远从不抽烟，喝酒也很少。除了自己不抽烟，他还严格要求儿子们不抽烟，家里没有人抽烟。

滕代远穿着很简朴，总是春秋一身灰布铁路制服，冬天一身蓝布路服，他没有几件自己的衣服，除了国家为中央干部定做的几件出国穿的礼服外，他平日里，无论在家，还是外出都只穿工作制服。衣服虽褪了色，但还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地穿着，不随便丢掉。他的衬衣旧了不肯买新的，睡衣破了就要夫人补一补。

新中国成立后，滕代远家搬到了北京东城区煤渣胡同的一座老式院落里，院子紧挨着一个汽车修理厂，从早到晚都能听到工厂里传来的轰隆声。滕代远家在北京，一住几十年，从未要求更换新居，在这里滕代远一直住到去世。房子年久失修。铁道部几次进行房屋大修时，他也从未提出改善或增设新的工程项目。

滕代远常年坐的是一辆旧的别克牌小卧车，几次拒绝更换新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