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参谋长 第一部 第四章 第四任总参谋长叶剑英

三、参座轶事

6. 大闹怀仁堂

1967年2月11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出席会议的有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通称“三老四帅”）、余秋里、谷牧等，还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关锋、王力等。会议原定议题是研究“抓革命，促生产”，但会议开始后，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该将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以“三老四帅”等为一方，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等为另一方，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激烈争论。

叶剑英指着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气愤地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陈伯达辩解说：“不要忘记，马克思高度赞扬了巴黎公社原则，这些在马克思著作里都有详细论述。”

叶剑英不无讽刺地质问他：“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什么是巴黎公社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徐向前怒不可遏地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政权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要不要支柱啦？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指挥军队吗？”康生蛮横地指责说：“军队不是你徐向前的，你有什么了不起！”

随后，聂荣臻怒斥陈伯达、康生等文革小组成员说：“你们不能为了要批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

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对他们的争论自始至终既没有制止，也没有发表意见，实际上是默许几位老帅“放炮”。只是在结束会议时，周恩来才寓意深长地说：今天的议程上没有你们争论的问题。你们愿意争论，可在以后再说。

2月16日，在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上，斗争达到白热化的程度。会议原定的议题是讨论国务院各口“抓革命，促生产”问题和有关“文革”的6个政策性规定文件。会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等，按捺不住满腔怒火，对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一伙乱党乱军、残酷迫害老干部等罪恶行径，进行义正词严的批判。

谭震林怒斥张春桥等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谭震林越说越气，怒从心底起，气愤地喊道：“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他说完，站起来就要走。这时，周恩来大声叫他回来。陈毅劝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接着，陈毅回顾延安整风的情况，怒斥林彪、江青一伙打着毛泽东的旗号进行乱党乱军的行径。他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的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吗？ ”周恩来插话强调，延安整风还要肯定。

接着，叶剑英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对犯有错误的干部，我们党向来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照这样，人身（安全）都不能保证，怎么做工作？”

李先念针对谢富治的插话说：“你不要和稀泥！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搞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哩？十七八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

谁也没有想到在碰头会上挺身而出的“三老四帅”面临着灭顶之灾，当晚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私自核对整理了中央碰头会的记录，并与江青密谋后，由江青安排他们向毛泽东告“三老四帅”的状，并把周恩来也置于被告人的地位。

2月18日晚，毛泽东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他一改平日谈笑风生的态度，面带怒容，语气严厉地指责“三老四帅”：“你们究竟想干什么？这无非是搞宫廷政变，想让刘少奇重新上台。十一中全会你们都是举了手的，为什么没过几天，你们就反对十一中全会的决定？为什么阳奉阴违，出尔反尔呢？讨论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时，你们也是赞成的，我没看过你们谁投过反对票，可为什么文化大革命真的发动起来之后，你们又反对呢？”

是啊，为什么当初同意，现在又反对呢？老帅们哪里知道“文化大革命”是这么个搞法！无论他们怎样向毛泽东解释，正在火气头上的毛泽东还是不耐烦地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的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想反对“文化大革命”，那办不到！如果“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指林彪）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

毛泽东的话如此严厉，火气如此之大，这是周恩来没有想到的。他知道，如果这个时候与毛泽东硬顶，只会加重事态的严重性，必须保存实力，保护老同志们过关。周恩来清楚，办法只有一个：先把责任承担下来，“检讨”过关，再做打算。

周恩来巧妙地替老同志们说话：在怀仁堂会议上，几位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发了脾气。这主要责任在我，会后，他们也认识到这样做不对，找我做了检查，他们也感到讲了些对不起主席的话，想找个机会，当面向主席检查。

毛泽东余怒未消，在他的提议下，会后召开了一系列的“政治生活批评会”，对“三老四帅”的批判不断升温。叶剑英等被迫做了违心检查。叶剑英等的这次抗争被诬陷为“二月逆流。”

直到“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二月逆流”才终于得到平反。

7..拳拳慈父心

叶剑英元帅为人熟知的形象是军事家、政治家、诗人等等，这些都是叱咤风云、宏才伟略、豪情万丈、铮铮铁骨的硬朗形象。但他也有心软如棉、铁汉柔情的一面，那就是他不为常人所知的慈父形象。

（1）长子叶选平——慈父的至爱

叶剑英有6个子女。长子叶选平生于兵荒马乱的1924年11月。

1924年初，担任黄埔军校教授部主任并兼任教官工作的27岁的叶剑英与第二任夫人医务工作者冯华结婚。这年，叶剑英出任香山县（后改中山县）县长兼独立营营长，政务、军务工作繁忙，此间，他还时常返回黄埔军校讲课， 身兼数职，日夜为革命奔波。无暇顾及家务。深秋11月，冯华诞下长子叶选平。儿子出生后，叶剑英在百忙中抽空回家看望襁褓中的儿子，爱不释手。他因为太忙了，将儿子完全交给了夫人照顾。但他心里却时刻惦记着儿子，他把一个父亲的爱转化成为中华民族奋斗的强大动力。

1941年，叶剑英从重庆返回延安，与爱子叶选平阔别多年后重逢，看到其已经长成为一个英俊帅气的高个小伙子，喜不自禁。叶剑英安排他进延安自然科学院机械系学习，希望他学成后为祖国的工业化建设效力。

1945年叶选平毕业后，从基层做起，被分配到延安兵工厂工作，成为一名机械师。1947年调任晋绥边区第一机械厂干部。叶剑英嘱咐他要学以致用，把学到的知识应用到实践中，叶选平记住了父亲的教诲，成为一名出色的技术员。新中国成立后，叶选平先后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和清华大学进行短期学习。1952年，他又被派往苏联进修机床专业。1954年回国后，叶选平为祖国的工业建设尽心尽力，他先后在沈阳和北京担任两家机床厂的总工程师。由于技术过硬，工作出色，他先后被委任为沈阳第一机床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沈阳市机械局副总工程师、北京第一机床厂生产技术副厂长兼总工程师、北京市机械局领导小组副组长及党委常委等职。叶剑英对儿子的成长和进步深感宽慰，他把自己最疼爱的长子放在工业战线，他深知工业对这个农业大国的重要性，新中国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不可不发展工业。

1978年，54岁的叶选平开始步入政界，出任国家科委三局局长。两年后，他被派赴广东省，出任副省长兼广东省科委主任、中共广州市委副书记、市长等职。1985 年晋升为广东省省长，成为改革开放初期广东省的主要领导之一。广东省是解放初期他父亲任职耕耘的地方， 也是他的家乡，在这里，倾注了他父亲满腔心血和深情。叶选平继承了父亲的政治意愿，造福家乡人民，他担任广东省省长时，注意抓大事，放小事，把主要精力放在全省经济工作的宏观调控和长远发展的策划上，对于省里的具体事物，他放手让其他副省长分管。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在评价叶选平处理重大问题时，认为他站得高，看得远，能把握大局，有乃父之风，叶选平后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2）二女叶楚梅——慈父的掌上明珠

1927年，在革命最困苦的年代，叶剑英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与领导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后，国民党扬言要捉拿叶剑英。叶剑英把妻子冯华和唯一的儿子送到香港秘密安置后，就离别亲人投入了革命斗争。1928—1930年期间，叶剑英受党中央委派，赴苏联学习，就在叶剑英赴苏的那一年，他的第二个孩子叶楚梅在香港出生了。叶剑英来不及看女儿一眼，就要奔赴遥远的北方了，为了千千万万个孩子，他牺牲了跟自己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只能把牵挂放在心里。1934年，叶剑英参加长征，直到1937年，他负伤回到广东做手术时，女儿才被人领去见父亲一面。女儿已经9岁了，叶剑英第一次见到可爱的女儿。看着眼前这位正忙着与人交谈的陌生父亲，幼小的女儿甚至连声“爸爸”也没来得及叫，就又被人带走了，叶剑英的慈父之心又一次被拽回到繁忙的革命工作中。

1945年，17岁的叶楚梅几经周折终于被接到延安，来到了日夜思念的父亲身边。毕竟，她从未在父亲身边生活过，对于这个初懂世事的17岁女孩子来说，父亲是很陌生、很遥远的一个概念。她从李克农那里了解到父亲的许多事，很快消除了对父亲的陌生和顾虑。然而， 仅过了短短一个月，父亲便把女儿送到了遥远的东北， 接受磨炼，成为了东北民主联军的一名战士。叶楚梅从小在广东长大，初到东北，生活很不适应，每天在零下三四十度的气温下行军打仗叶选平，非常艰苦。对此，楚梅有点不理解，父亲却对楚梅说：你们是幸福的一代，我们年轻时看《共产党宣言》都是要掉脑袋的，你们在革命队伍里有追求光明、学习革命理论的自由，有广阔的天地任你们驰骋，要珍惜这个环境，努力锻炼自己。慈父疼爱女儿，却没有把她留在自己的身边，而是把她放到革命的大家庭里锻炼，他希望自己的女儿能成为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这是一种无私的父爱，是大爱。多年后，楚梅追忆起过去的艰苦岁月时才感到父亲的良苦用心。

叶楚梅去了东北后，父亲挂念着她，给她写了一封信，表露了对女儿的热切期望：“亲爱的梅儿，爸爸有你而感觉骄傲。鼓起你的劲儿，踏上你的长路。这不是日暮途远呀！红日恰在东升。 阳光照着艰险的途程，比起黑夜里摸索，要便宜得万万千千。急进吧！追上那先头出发的人们。急进吧！再追上一程。这里有广漠无边的地盘，等待你们去开垦。这里有大批优良的种子，等待着你们拿回来散播，赶上春耕。人民要翻身了，许多人已经翻了身。敌人着慌了，不顾一切的起来做绝望的抗衡。这是人类历史上最热闹的场面，进吧!再追上一程。我们不是速胜论者。欢迎你们能够赶上这一场翻天覆地的斗争。我想你们没有一个是‘坐享其成’的人， 你们是铁骨铮铮。”

当时叶剑英在北平，担任军调处执行部的中共代表，负责揭露国民党当局破坏停战、发动内战阴谋的工作，广泛接触和团结教育爱国民主人士，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余，仍以热情激扬诗一样的文字，表达了慈父对女儿的关怀、教诲和期待。

父亲的形象，在楚梅的心目中渐渐清晰。楚梅后来回忆道：当时，我把父亲写来的信看了一遍又一遍，热血沸腾、激情满怀，使我坚定了革命必胜的信念，增添了克服困难的勇气。周围的同志们看了也都受到很大鼓舞，当时正是胡宗南匪帮即将进攻陕北的前夕，许多人担心延安会被敌人占领。父亲的信使大家深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面，延安将永远是我们的!我决心遵循父亲的教诲，做一个铁骨铮铮的革命者。

叶剑英曾给楚梅写过许多信，可惜“文革”抄家时全抄走失散了，这封信还是有关部门代转还给她的。 她与父亲一起生活的时间虽然不多，但在生活的风浪中， 却时时受到父亲刚正不阿、坚韧不拔的精神鼓舞，使她在艰难困苦中振奋精神，充满信心。

（3）三儿叶选宁——慈父的骄傲

叶剑英的第三个孩子叶选宁出生于兵荒马乱的1938 年。叶选宁的母亲曾宪植是叶剑英的第三任夫人，为曾国藩的后裔，长得美丽动人，毛泽东呢称其为“阿曾”。因革命工作需要，曾宪植难以把儿子带在身边， 1939年，叶选宁未满周岁就被送回湖南双峰县荷叶镇大坪村大夫第，由她的继母刘俭明抚养，在这里受到了良好的曾氏家塾教育。叶剑英在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任副教育长时，曾下山到大夫第看望儿子。1950年，叶选宁离开居住了11年的荷叶镇被接到北京，就读于北京的寄宿学校。1960年，22岁的叶选宁毕业于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无线电电子工程系，毕业后在江西工作。1974年，在一次往粉碎机里送料时，叶选宁不幸被机器轧断右臂。叶帅接到电话时，非常紧张焦急，由于信号不好，他对着电话猛喊，但电话那边却没有回应，叶帅急得掉下了眼泪。他把此事向周恩来总理汇报，总理亲自下令抢救，当地医疗部门才把断臂帮选宁接上，但从此右臂功能全无。后来叶选宁越挫越勇，博采众长，练就了一手刚劲潇洒的左手行书。他的书法，溶入了自己的主张和性格， 大气中不失机智，沉稳中透着活力，广受赞誉。

对于父亲，选宁流露出钦佩之情。在“四人帮”最猖獗的时候，在“四五”运动中，在父亲的支持下，几兄妹冒着被抓去坐牢的危险，去天安门广场搜集群众写的诗歌，诗歌有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有暗讽“四人帮” 的。他们几兄妹把搜集到的诗歌拿给父亲看，几兄妹当了一回“反革命”。选宁深知父亲参与打倒“四人帮” 是不顾个人得失的，如果不成功，他是要被杀头的，那是怎样一种勇气和智慧啊！

1984年，叶选宁从国务院干部改穿军装，被任命为解放军总政治部对外联络部副部长。 1988年9月在我军恢复军衔制首次授衔时，即授少将军衔。1990年，正式任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部长职务。叶选宁以足智多谋著称，他有着父亲的儒将遗风，处事处世左右兼顾， 游刃有余，深得众人尊赏。

（4）四女叶向真——慈父的宝贝

叶剑英的第四个孩子叶向真，叶帅第五位夫人吴博于1940 年生。这个出生在战火纷飞年代的女儿，浑身充满艺术细胞。叶向真长得亭亭玉立，沉静中透着高雅，又不失亲切。她深受父亲的影响，对儒学颇有研究。叶剑英是一个著名的儒将，他的行事方式和作风深深烙着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印记。叶向真开始学医，后来出于对艺术的浓厚兴趣，改行做了导演。叶帅是希望她当医生的，但女儿坚持要搞艺术，叶帅拗不过她，才同意她当导演。后来她起了个别名叫凌子，制作了著名电影《原野》， 该影片获得中国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1959年，叶帅陪同这个着迷于艺术的爱女在中央音乐学院礼堂听钢琴家刘诗昆的演奏会。叶向真被刘诗昆飘逸浪漫的气质所吸引，听完演唱会后忍不住情思写了一首诗给刘诗昆。作为回信，刘诗昆把自己的钢琴演奏带寄给了叶向真。在浪漫艺术气氛的熏陶下，通过诗与音乐搭建的鹊桥， 爱情就这样悄然萌生了。1962年，两人正式举行了婚礼， 叶帅无意中当了两个人的“红娘”。凌子想念父亲的时候，就会想到这件事，叶帅既当爹又当娘的，真不容易啊。

叶向真现为中华母亲节促进会副会长，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

（5）五子叶选廉——慈父的爱儿

叶帅的第五个孩子叫叶选廉，母亲是叶帅第六任夫人李刚。叶选廉选择了与父亲不同的事业道路——从商，是保利集团下属凯利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深圳国叶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保利公司是1993年组建的大型中央企业之一，经过20多年的发展，保利集团形成了军民用品国际贸易和房地产开发两大主业，培育和发展文化产业的业务格局。集团公司所属企业及项目遍布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武汉、长沙、天津、哈尔滨、沈阳、重庆、海南以及香港等地，在资本规模、经济效益、企业管理、制度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成效，实现了专业化、规模化经营和资源的优化配置。

（6）六女——慈父的心头肉

叶帅的第六个孩子是叶选廉的妹妹叶文珊， 1961年出生。文珊是六兄妹中最小的孩子，又是个女孩儿， 大家都叫她小妹。叶帅处处宠着她，让着她，视如心头肉。

“文革”中，由于“四人帮”的迫害，叶文珊被迫离开了北京，离开了父亲。文珊替父亲担忧，经常给父亲写信。叶帅乐观、风趣地回信安慰她，他写到：“信中问到2号楼，且听吧：2号楼前果木多，一间古庙一头陀（他把自己比作古庙里的和尚）；女儿有假归来看，你的窝儿照样呵！”从这封平常的家书里，文珊看到父亲临危不惧、善于自处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这种精神深深感染了她。文珊也知道这是父亲怕女儿担忧，用轻松幽默的语言消除女儿的忧虑，表现了父亲顺时应势的智慧。这使文珊感到安慰，得到父亲大智若愚的人生观的启迪。

叶文珊和哥哥一样，后来从商，也很有成就。

叶剑英的六个孩子，都得到其真传，红梅品格，青松人格，儒雅性格，智勇将格。叶剑英深懂刚柔之道，能屈能伸，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孩子们也深得其中奥妙的启迪。六个孩子在叶帅的教育、引导、关心下，成为对国家、对党、对社会、对家庭有为、有用的人，勇于负责，敢于担当，为人正派，得到亲朋好友的尊崇。

在革命战争年代，叶剑英深知舍小家，顾大家的真谛，为了国家的独立、统一、富强，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乃至家庭。但他心中对儿女却有着不轻易流露的深深的眷念，浓浓的爱意。在和平年代，叶帅可以照顾儿女了，但他并没有惯纵，而是严格要求，教育、培养、锻炼儿女成人、成才。这才是真为儿女好的拳拳慈父之心。